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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九


  ※27、同美国打交道

  对美国人,我感受复杂。我欣赏他们凡事“可以为之”的态度,却同意那个时期英国统治集团的看法,认为美国人聪明却莽撞,拥有丰富的资源却不懂得善加利用。解决问题并非光有钱财就行。许多美国领导人总以为不同种族、宗教和语言之间千百年来存在的仇恨、敌对和冲突,有钱有财自然能够迎刃而解。

  1965年8月底,新马分家创伤未平,我又得突然面对一个个人问题。芝的健康出了问题,需要动手术。她的医生,妇科专家薛尔斯,推荐了这个领域中一位最优秀的美国专科医生。我设法要把这位医生请来,却说不动他。他要到瑞士办点事,要求芝到那儿去。我向美国总领事求助,通过他要求美国政府帮忙。他们不置可否,不是帮不上忙,就是不愿帮忙。我找英国人,要求薛尔斯推荐的一位最出色的英国专科医生飞来新加坡,这位医生立刻答应飞过来,对我在没法离开新加坡的情况下,不想让芝独自到外国求医表示体谅。这件事加强了我的直觉,总觉得自己很难跟美国政府合作,我对美国人的了解远远不及对英国人的了解来得深。

  我感觉愤怒,情绪紧张。几天后,在电视上接受外国通讯员的访问时,我猛烈炮轰美国人。对美国政府不愿意协助说服国内的专科医生到新加坡来,为我至亲的人提供治疗,我表示不满,并第一次公开披露4年前,美国中央情报局怎么派遣特务企图贿赂收买新加坡政治部的一名官员。

  事发时是1961年。中央情报局答应给这名官员非常优厚的薪酬,保证万一他的行动被揭露或者惹上麻烦时,当局会把他和家人弄到美国去,他的前途会得到保障。整套建议是如此吸引人,叫这名官员足足想了3天,才决定必须向上司柯里顿禀报。柯里顿马上向我报告,我下令设下圈套。他们照我的话去做,结果把3名美国人逮捕归案。事发时3名美国人聚集在柑林路一间公寓内,正准备用测谎器测试该名政治部官员是否诚实,就在这个时候被逮个正着。其中一人是驻新加坡的美国领事馆人员,声称自己享有外交豁免权。另外两人都是中央情报局官员,一人派驻曼谷,一人派驻吉隆坡。我们搜集到的证据足以判两人12年徒刑。美国总领事完全不知情,在事后引咎辞职。

  在同吴庆瑞、杜进才、拉贾拉南和王邦文讨论后,我通过英国专员薛尔克勋爵告诉美国政府,如果美国肯付1亿美元给新加坡政府供经济发展之用,新加坡愿意释放肇事者,也不会把他们的愚蠢行径公之于世。美方提出付给100万美元,对象却不是新加坡政府,而是人民行动党。这种严重的侮辱令人难以置信。美国人太习惯于在越南和其他地方收买和出卖太多的领袖了,以致他们以为这个方法到处都行得通。我们在1961年4月的一个晚上逮捕了这3名美国人之后,不得不释放享有外交豁免权的那一个;对其余两人,我们在紧急法令下发出了为期一年的扣押令。在薛尔克勋爵再三敦促下,我们在一个月后把他们放了,警告他们不得再犯。我们希望这番警告会受到重视,却怕说了也等于白说。

  1965年我把整个事件和盘托出之后,美国国务院立即否认企图买通间谍的行动,并对我发表的谈话表示震惊,认为这是“不幸的,对事情毫无帮助,中了印尼人的诡计”。我回答说。“美国人愚蠢地否认了无可争辩的事实”,并且公开了事情的始末和洋情,同时发表了一封1961年4月15日由迪安。腊斯克亲笔签名的来函:总理阁下:获悉贵国政府发现美国政府的某些官员在新加坡从事不正当的活动,我感到非常痛心。我要让阁下知道,两国政府之间的友好关系因这次不幸事件而受损,令我万分遗憾。新政府十分认真地对待这件事,准备检讨这些官员的行为,采取适当的纪律处分。

  腊斯克谨启我在1961年对美国和美国人的态度,在发给柯里顿的指示里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彻查这件事,任何方面都不放过,追根究底不能罢休。但是时刻牢记,我们不是在跟敌人周旋,而是在处理朋友的该死的愚蠢行为。”

  除了对不肯帮忙的美国人发泄怒气之外,1965年8月我愤而揭发有关事件,目的也在于向西方发出信号:如果英国撤出,新加坡也不会有美军基地,却会“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合作”。我要英国人继续留在新加坡。我担心新马突然分家后,一旦印尼结束对抗,英国会选择撤军。

  对美国人,我感受复杂。我欣赏他们凡事“可以为之”的态度,却同意那个时期英国统治集团的看法,认为美国人聪明却莽撞,拥有丰富的资源却不懂得善加利用。解决问题并非光有钱财就行。许多美国领导人总以为不同种族、宗教和语言之间千百年来存在的仇恨、敌对和冲突,有钱有财自然能够迎刃而解。(一些领袖现在还是这么想的,所以才会想方设法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建立和平、多元种族、多元宗教的社会。)

  美国人在亚洲对抗共产主义的方法,始终没给我留下好印象。允许南越民族主义领袖吴庭艳被暗杀,美国显得毫无原则可言,先是支持他,当他拒绝俯首听命时就弃他而去,任由他手下的将领暗杀他。他们的本意是好的,但是过于专横,而且对历史缺乏认识。我也担心他们会因为中国是个共产主义国家,而把所有的华裔都视为共产党的支持者。

  不过,美国却是世界上惟一具备力量和意志,足以抵御这股无情的历史潮流,扭转趋势的国家。当时我需要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充作缓冲力量。要是新加坡变得跟西贡或马尼拉一样,日子就会很不好过。单靠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英国人,是不可能挡住共产党向东南亚挺进的攻势的。是美国人制止了中国和越南共产党的游击行动继续蔓延到柬埔寨和泰国。要制止共产主义继续扩张,美国是无可替代的后盾。

  美国准备在任何受到威胁的地方,不惜任何代价,同共产党人对抗到底,这一点倒让我松了一口气。正因为美国坚决反共,跟共产党人势不两立,所以尼赫鲁、纳塞尔和苏加诺才有条件走不结盟路线。采取不结盟的姿态是很自在的,我也这样做了,一开始却并未意识到这其实是美国人付出代价后所提供的回旋的除地。没有美国,连同英国、欧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一起站在最前线抵挡苏联和中国,新加坡还怎么能任意地抨击其中一方或左右开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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