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8)_应天故事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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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宽恕”可以鼓励一个兵士前进，但是只有在有责罚的权力时，“不责罚”才是一种“宽恕”，如果一无所能而假冒宽大，那就毫无意义了。他说：“我不相信印度是一无所能的。三亿人民无须恐惧十万英国人。”而且力量并不完全是从“肉体上的才力”暴发出来的，而是从一个“不可屈服的意志中喷发出来的。“不暴动”并不是说柔弱地屈服于作恶者的意志，而是竭尽个人的全心灵上的力量去反对那暴君的旨意。若在这条我们的生存的法则下工作，则一个人便可反对一个不公正的帝国威力，创立帝国倾倒后所要创立的地基，或者说是创立它的继承者。但这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这代价就是受苦。这是一条伟大的法则。受苦是人类所以为人类的界线。它是一种永远的法则。做母亲的应当受苦，而后她的儿子才能生出。生命是从“死”中得来的，麦子生长的条件也是种子应当入地灭亡。没有一个国家的兴起不经过苦楚的陶冶我们不能消灭这条受苦的法则，这是我们生存的一种免不了的条件。进步应以所经受的痛苦的量来测量。这痛苦愈纯洁，则进步也愈伟大。　　1921年4月6日甘地又说：“我曾经冒险把昔日牺牲的法则、受苦的法则奉献给印度。那在暴动进行当中而发明不暴动法则的理希斯人的智慧和气力，比奈端和威林敦更为伟大。他们自己已经明白了兵器的功用，而能觉悟出它们的不可用处，并教这个困倦的世界说：得救并不由于武力，而是由于不暴动不暴动的宗教并不是单为理希斯人而创造的，它是给予一般民众的。不暴动是我们人类的法则，正如暴动是禽兽的法则一般。人的尊严要求我们服从一种较高的法则，服从精神的力量我要印度自己觉悟出自己的力量和威权来实行不暴动。我要印度认出她有一种不能消灭的魂魄，这种魂魄能上升到一切肉体的软弱之上，并能反抗全世界的肉体的团结。” 　　甘地高尚的虚荣——他对印度的高傲的爱——要求印度承认暴力是不足可取的，进而只预备去牺牲她自己。“不暴动”便是她的尊号。假如她抛弃了它，她一定会堕落。甘地容忍不了这种思想。假如印度以暴动为其信条，那么他甚至不愿居住在印度。她将不能激起甘地任何尊荣。他的爱国心是遵循他的宗教原则的。他紧抱住印度有如赤子抱住母亲，因为他觉得祖国能给他所需要的精神上的滋养。假如她不能这样做，他便觉得他如一个孤儿，永远不能得到一个监护人。　　在甘地入狱几个月前的1921年11月27日，他答复了那些说他的行动不合逻辑的批评。批评他的人讥笑他在南非洲和在欧战中所给予英国政府的帮助。　　甘地的回答并不想避开这个辨难。他说他忠诚地相信他是帝国中的一个国民，而审判政府也不是他的事。　　他以为人人以为自己有权利可以批评政府是错的。他信托英国的智慧，并在可能的时候尽忠于它。政府的反常的举动已打破了他对它的信仰。让政府去负担它的报应吧！　　但是甘地并不疑惑印度的忍耐。在1919年的2月，他决定发起“沙特雅格拉哈”的运动，而这种运动的成效，已在1918年的土地革命中试验出来了。　　这种运动并不全是政治的，因为，甘地到这时还是一个忠于政府者。当他胸中对于英国的忠诚尚有一丝信仰时，他仍然不放弃这种态度。直至1920年正月，他还提倡与帝国合作，虽然在那时的国家主义者激烈地批评他。在1921年4月6日，甘地的论辞都是由他的诚实的信仰感发出来的，在他开展反抗政府运动的第一年，他能诚实地对罕特伯爵表白他相信“沙特雅格拉哈”的信徒是最忠于宪法的。都是由于政府的胸怀不阔达，印度的心灵上的导师才被迫撕毁了他自己应受其拘束的尽忠的契约。　　因此，最初的“沙特雅格拉哈”运动是一种依循宪法而对政府进行的反抗，是一种可尊敬的迫切的改良运动。政府不该通过一条不公平的法律去限制这种运动。“沙特雅格拉哈”的信徒是安分守法的人民，但是他们因为这条法律不公正，所以立意不服从它。假如他们的态度不能使政府相信撤回这条法律是必须的，则他们一定扩张其范围而至于不服从其他的法律，因而至于停止和政府合作。但是这样可以表明印度给与“沙特雅格拉哈”这词的意义和人们在西方给它的意义是如何不同！　　它竟含有这样超出宗教的英雄主义呵！　　“沙特雅格拉哈”的信徒因为不准用武力来进行他们的运动，其意思是说敌人也是诚挚的，因为一件事由这方看起来以为是真的，由他人看起来也许是不真的，而武力则不能感服他人的信仰。因此他们必须单独依赖由他们的信仰产生出来的爱的力量，和他们甘愿自由快乐地接受苦楚和牺牲的意志。由这两件事，便组成了一种不可抗拒的宣传；凭借这种宣传，基督的十字架和他的几个门徒便能把罗马帝国征服。在1920年6月9日，甘地说：“暴力适足以降低那些使用它的人的品格。在战争开始时，同盟国归罪德国的行为，但是她们的暴力使她们也像德国了。”此前于1920年3月9日甘地也曾说过：“最坚硬的纤维也要被爱的火所融化。如果它不融化，便是因为那火力不足。凡加入沙特雅格拉哈运动的人，必须应许不服从沙特雅格拉哈委员会宣告为不公平的法律，依循真理的途径，并对于敌人的生命身体财产不施用暴力。” 　　因为要特别突出“人民情愿为公理与自由的永久理想而牺牲自己”的宗教性质，甘地特将1919年4月6日，定为禁食祈祷日，并使全印度实行“哈尔多尔”作为其运动的开始。这是运动的第一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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