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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在过去数千年中，印度曾经单独地反抗了几度帝国的变迁。但是在数千年以前印度便已学会了自制的本事和求得快乐的学术。她已经不须学习他国了。她并不需要大城市的机器。她的昔时的荣华是创立在犁耙、织机及一种印度哲理之上的。印度应当回归她的昔日文化源头。不过当然这些不可能倏忽而至，但是要渐渐地归回去。因此，人们都应来帮助这种演进。”

　　这些是甘地的基本论点，是一些极主要的论点，实际上他对欧洲科学的功绩持否定态度。这种中世纪的观念，自然容易在碰上人类知识如火山爆发一般时，而遭毁灭的危险。假如人们相信宇宙的精神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他也应当知道这个整体是由于很多不同的声音造成的，这些声音，都是各自唱他自己应唱的曲调。幼稚的西方被他自己的筹算所蒙蔽，而不能充分地看出他并没有常常引导着这支曲调。他自己的进步法则也一样受到了污染、退步和新兴的限制。

　　人类文明的历史是好些种人的文明的历史，当在一种文明统治其他文明的时候，虽然有一种畸形的、混沌的、破碎的和完全停止的进步可以隐约看得出来，但是假如人们说一种伟大的文明统治他种文明是全人类的进步，那就完全错了。虽然甘地不赞成欧洲的科学，他却看出了“科学的功绩”。他佩服欧洲科学家无私的热情和牺牲精神，而常常说他们的自制力比印度教信徒伟大。但是虽然他这样钦佩他们，他却不赞同他有一种敌对的观念存在。

　　但是人们不必对西欧的进步的定义加以讨论，而只是记住了这定义是和甘地的信仰相冲突的，而我们应知道没有一种冲突会销磨他的信仰。如果“相信其他的事”，便是表明不晓得东方人心的作用了。如哥伯尼所说的：“在做一切的事情上，亚洲人比我们更为固执。假如必须的话，他们会等上好几个世纪的时光来完成他们的理想，并在这理想经过这么长久的时期后达到成功时，它仍然显得生机勃勃，而不会老弱不堪，甚至失落任何生气。”“好几个世纪”在印度人看起来并不算什么。甘地是预备在一年之内取得他的胜利。但是他也预备在几个世纪之内得到同样的胜利。他并不强迫“时间”。假如“时间”只允许他缓缓地进行必须做的工作，他仍然会按照“时间”的进程调节他的步伐。

　　因此，在他的革命运动中，假如甘地觉得印度还没有充分的准备来了解和实行他所要实施的社会改造，那么他一定会用他的主义来适应环境。他要等候适当的时机到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听他在1921年宣告下列的话时也就不惊愕了：“机器消灭了，我并不悲痛，而也不把它当成一种灾祸。但是现在我对于机器尚没有这样的计划。”他又说：“完全的爱的法则是我的生存的法则。但是我并不是因为所介议的政治而宣传这条法则。我知道任何这样的尝试终是要失败的。如果要盼望一大群男人和女人立刻便服从这条法则，那便是不明了它的作用。”他又说：“我并不是一个空想者。我自己以为我是一个实际的理想家。”

　　甘地从未命令人们做他们所不能做到的事。他总是令他们做他们所能做的。可是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她能做的范围甚广。一个惊人的国家，在她的多数权力，她的忍耐的气魄和她的深沉的灵魂上，都是惊人的。从最初的时候，甘地和印度便已订了一个协约，而且这个协约并不用什么语言来表白，他们彼此便已互相明了。甘地知道印度所能做的，而印度也预备做一切甘地所要吩咐的。

　　在甘地和印度中间，其首要的连结是绝对同意下列目标：实现国家的自主。要求政府和人民自主。自主，这个字在很古的吠陀经中就已经有了。但是甘地的“巴尔西”先生达达海引用它时，并使它成了政治上的术语。他说：“我知道自主是国家的目的，而‘不暴动’则否。”

　　他接着说：“我宁愿看到印度通过武力去获得自由，而不愿看到她受缚做外国侵略者的奴隶。”这些话从他的嘴里说出来，是令人骇异的。

　　但是他立刻改正了他自己说的话：“这是一种不可能的比喻，因为武力永远不能使印度自由。自主惟有由于灵的力量才可得到。这是印度的真武器，是爱和真理的不可屈服的武器。”甘地用“沙特雅格拉哈“这个字来表达它。“沙特雅格拉哈”的定义，是真理和爱的力量。当甘地宣讲这种福音而揭晓爱与真理的本性及它们隐藏的力量被人民知道时，他的天才便自己表现出来了。在“沙特雅格拉哈”一词中，“沙特雅”的意思是公平，“格拉哈”意思是尝试，合称起来便是“一种公平的尝试”。甘地的追求在于不接受并坚决反对“不公平”。在1919年11月5日，甘地将其义进一步修订为“拥护真理及真理的力量。”

　　他接着又说：“我也曾定其义为爱的力或是灵的力量。”

　　在南非洲，甘地用“沙特雅格拉哈”说明他的理想与消极的抵抗主义的差异。应当对这两种运动的差异加以特别的注意，因为没有一种事能够说明甘地的运动是消极的抵抗运动。这个不倦的战士，这个“反抗者”、“一个最轰烈的献身的人”，对于消极主义的恐怖，比其他任何人都大。他的运动的灵是“动的反抗”，这“反抗”所表现出来的途径，不是由于武力，而是由于爱、信仰和牺牲的动的力量。这种由于三种力合成的力量，就是他对“沙特雅格拉哈”这个字的解释。

　　凡是怯弱的人，不可能在甘地的旗帜之下隐藏他的怯懦！甘地会把他逐出印度社会之外。宁可用武力而不可畏怯！

　　他在1920年11月说：“若唯一的选择是在‘怯懦’与‘暴力’之间，则我定劝人选择‘暴力’。

　　“他又说：“我栽培那不杀人而就死的静默的勇气，但是假如一个人没有这种勇气，那我一定劝他杀人和被人所杀，而不可羞耻地从危险中逃开。因为如果他走开，他便是犯了‘心灵上的暴力’罪，他走开乃是因为当他杀人的时候，他没有不怕被人所杀的勇气。

　　“他还说：“我宁愿冒千万暴力的危险而不愿使一个民族萎靡困顿。我愿印度用武力来保卫她的光荣，而不愿她畏怯地成为受侮辱的受害者。”在1920年8月11日，甘地创立的阿斯兰学院确立规则时，有一条是“无畏”。“精神”应当不畏帝王、国家、宗族、家庭、人、野兽和死。这也是因陀罗中的不暴动反抗的第四条件。其他条件是“贞洁”、“贫穷”和“真理”。但是他也认为“不暴动”无限量地优于“暴力”；“宽恕”文明于“责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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