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20)_应天故事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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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

接着甘地便说出了他对于英国文学教育的怀疑，因为它在建造人格上并没有贡献，他说，这是一种阉割印度青年的教育。他一面对他说过分的话表示抱歉，一面说他的态度，并不偏狭——泰戈尔所暗指的偏狭。　　这都是些冠冕堂皇的话，但还不足以使泰戈尔释疑。泰戈尔并不怀疑甘地，可是他怕甘地的信徒。在他由欧洲回归印度初和他的人民接触时，他便害怕人民对于麻哈德麻·甘地话的迷信。他看见心灵的专制的危机已渐渐迫近，在1921年10月的《现代评论》上他发表了一篇真的宣言，诉诸真理便是他反抗这种盲从的呼声。他这回的反抗特别地强硬，因为开端他对甘地写了一篇很美丽的颂词。在叙述1907年及1908年印度初次的独立运动后，接着他便说当时的政治领袖都是受一种书呆子的理想所感动，而模仿柏克、格拉斯敦、马志尼及加里波的教人的模样，他们的主张，也惟有那受过训练的人才能懂得。简单说来，他们在主张一种英国式的理想。但是麻哈德麻·甘地出来了！他停止在千万个穷人的门楹上，并如他们一样地穿着。他用他们自己的口对他们说话。这便是后来的真理，而不单是从书本上摘录出来的话。　　麻哈德麻的名字——印度人称呼他的名字，也的确是他的真名。因为除他之外，还有谁像他那样觉得和人民应该亲密呢？觉得他们是他自己的血肉呢？隐藏着的灵的力量，已应着甘地的号召而怒发，因为他使真理成了一种切实而可见的东西。在数千年前，当释迦牟尼使人们明了慈悲和仁爱应在人们中间实现的时候，印度也曾响应他的号召而焕发出了新的伟大。无论商业或军事的征服，都不能像它这样堂皇地传播开去。　　因为，惟有爱才是真理。　　但是泰戈尔的腔调就此而改变。赞颂的话也就此终结。卑亵的言词便接着出现。当泰戈尔在欧洲和远渡海洋的时候，他感觉到了印度复活的震动。他受其刺激而充满着呼吸这新的自由的希望，进而回到了自己的祖母。但是他到了祖国，便觉得扫兴了。他觉得有一种压迫的空气存在于人民之上。他说：“好像有一种外压的力压着他们，研磨他们，并使他们众口同声地按照一种口腔说话。无论在何处，我都觉得文化和理智的威权应当退位，而让盲从去施威。灵魂的真自由，也就这样简简单单地被表面自由的口号势力所压倒。” 　　人们知道了泰戈尔的疑虑和他的声诉。这都是各时代所通有的事。在新的基督教发轫之初，破碎的旧世界称为最有自由意志的人，也曾这样疑虑和声诉。　　就连人们自己，当逢一种盲然信从某种社会或国家的理想潮流时，也觉得有同样的疑虑在心中鼓励。泰戈尔的反抗，是自由灵魂对于时代信仰的反抗，因为这种信仰对于少数受过良好训练的人是最高的自由，而对于其所领导的民众，则无非是另一种桎梏而已。　　泰戈尔所抨击的目标，远非民众的狂热所能了解的。在这盲从的民众之上，它涉及到了麻哈德麻本身。　　不论甘地如何伟大，他所从事的事业，是否是超过一个人的能力所能单独负担的呢？像印度这么大的事业，当然不好依赖一个单独的领袖意志来主使。麻哈德麻虽是爱和真理的领袖，但是要谋得自主却是一种非常繁重的事。“路途纷乱和难于开拓。情感和热心虽然是必需的，但是科学和思想也是免不了的。全国的心灵上的力量都应做出贡献。经济家应该筹划实际的解决方法，教育家应从事于训练，政治家应为之考虑，而劳动者则从事于工作无论何种求知的欲望都应得到自由而不受抑阻。无论何种压力，不管它是公开的或是隐藏的，都不应当存在于智慧之上。在过去，在原始的森林中，我们的先圣于其完善的观察中，招集了一切真理的追求者为什么愿引导我们起事的圣人，不会有同样的号召呢？” 　　但是甘地到这时发出的惟一命令只是：“纺织！”泰戈尔问道：“这是否是一种新的创造的时代福音呢？假如大的机器在欧洲成为一种危险，小的机器能不能给我们一种更大的危险呢？”不单是一国中的力量应当彼此合作，各国的力量也应当合作。他说：“印度的觉醒和世界的觉醒是相连结的。无论任何国家，如果它想将自己关闭起来，便是违反了新时代的精神。”接着，泰戈尔叙述了几个他在欧洲所遇见的人——那些解开国家主义的桎梏来服从人类的人——那些成了世界人民中受压迫的少数人，他把他们列在圣尼亚森斯中，圣尼亚森斯是指那一班在自己的灵魂中已实现人类大同的人，是一班舍弃自己生命来使人类为一个整体的人。　　泰戈尔说：“印度是否应该独自背诵那些消极的理论，永久固定在他人的罪过之上，以仇恨为基础以求得自主呢？当天刚黎明小鸟觉醒的时候，它不单只想得食；它的两翼，禁不住天空的招呼而飞舞，它的咽喉，充满了欢迎白日的可爱的歌声。一种新的慈爱发出它的声音。我们要让印度自由去回应。在黎明的时候，我们的第一责任是要记住那混然为一、不分阶段或色采的他，记住那由于其所具有的各种力量，按照必须的限度，赐予各个阶段和一切阶段的需求的他。　　我们请向这个给我们以智慧的他祷告，请他使我们都彼此了解，联合为一。” 　　泰戈尔美丽的词句，好像是一首光辉的诗，在一切人类的争夺之上，建造了一个平均的世界。人们唯一可批评他的，只可惜他所设置的水平线太高了，反隐没了线底下的种种不平。从长远的观点看，泰戈尔是对的。小鸟的诗人，如鹰的天鹨——海涅这样称呼一位乐者，眼看着时代的崩溃而歌唱。他在永远的时光中生存。可是现在的要求是紧迫的，每一个人不单是要求立即进行补救，而且还为之呼唤要求。那缺乏诗人的清高，或是为仁慈救世而舍弃它的甘地，因为这个缘故，他视答复泰戈尔的问题为一种儿戏。　　在答复泰戈尔的问话中，甘地的言词较以前表现出了更为强烈的情调。在1921年10月13日的《印度青年》上，他这篇动人的答复发表了。甘地感谢那“伟大的逻卒”，因他警告印度，使她避免陷入前面的陷坑。他也和泰戈尔一样同意，说最重要的是在维持一种自由的精神。他说：　　“我们应当不让我们的理智屈服于任何人的操纵。对于爱的盲然的屈服，常要比受专制的压迫而屈服更为有害。如果屈服于凶暴，还有希望；倘如是屈服于爱，则完全没有什么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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