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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

　　泰戈尔是一个逻卒，他警告前面有固执、疏忽、褊狭、愚蠢和怠慢种种仇敌。但是甘地不觉得他的疑虑是合理的，麻哈德麻常依靠的是理智。印度并不会盲从。假如全国都决定要采用纺织机，这也不过是经过一番详细的考虑后的选择。泰戈尔所说的是忍耐，而他自己则满足于美丽的诗歌。但是还有战争呢？请他放下他的七弦琴吧！请他等战争过后再唱吧！当房屋失火的时候住房的人都应当出来提水扑火哩。

　　《伟大的逻卒》是甘地回答泰戈尔的文章题目。

　　他说：“当他四周的人都饥馁濒绝的时候，惟一的职业应许我做的，便是给他们以粮食。印度是一间遭火的房子。她正因饥饿而濒绝，因为她没有工作可赖以得食。库尔拿正在挨饿，那割让的区域也正接连地在度过第四个饥荒年。奥理萨是每年都有一度饥馑。印度是日濒于穷困了。她四肢的血脉已差不多要停止流动了，假如我们仍不看顾她，则她一定会完全瓦解“对于这样无工作而饥饿的人民，惟一的可接纳的方式是上帝主持的，只有给他们工作和应许发给他们足够买食物的工资。上帝创造人来工作以求食，并说，那不工作而就食的，是偷窃。我们应当考虑到在今日那千万个挨饿濒临死亡，比禽兽还不如的人。饥饿便是使印度提起纺织机的理由。

　　“诗人应为明白而生存，并且还要教我们照他的做。他向我们叙述那可爱的景致：在天亮时，小鸟向着天空飞舞，并唱着赞美的诗歌的景致。这飞鸣的鸟，无非是已经得到了它们的粮食，而鼓起安息已久的两翼，这两翼中的血脉，已从前夜便充实了新的血液了。

　　但是我也曾看见那缺乏能力的鸟，要想设法使它振翅鼓翼尚不可能，那么哪还有气力歌唱呢？在印度的天空下，那譬如小鸟的人，在他觉醒的时候，已比他假装着安息的时候更为瘦弱。在千万的人们看起来，生命已是一种永远的苦楚。我已知道要用加比尔中一首诗歌来安慰那卧疾呻吟的人是不可能的呵。

　　“给他们工作，使他们可靠地得到食物！我是不须依靠工作以求食的，为什么也应纺织呢？或者有人要这样问，我能不劳而食，是因为我吃的是那些不属于我的。我是以劫夺同胞来生活的。请你详细考究你袋中金圆的来源，你便要晓得我所写的真理了。无论何人，都应纺织。请泰戈尔也如他人一样地纺织。请他将自己的洋服焚毁了，这是今天的责任。明天的事，上帝自然会去照顾的。如季达经里面说的：“依着正道做去！”

　　这是多么黑暗和悲惨的景致！在这里我们眼见世界的苦楚在做艺术梦之前已经发展了。他说：“我敢断绝我的生命么！”谁不与甘地的情感产生共鸣，共同为社会担忧呢？

　　可是，在甘地那些倨傲和激烈的答辩中，也的确有使泰戈尔疑惧的地方：譬如他只教人跟从，而不让他说话，便可为例。服从沙德希的法条，而不让你议论；沙德希的第一种命令便是纺织！他好像是这样说的。

　　在人们的战争中，无疑的，纪律的确是一种责任。

　　可是很不幸的便是那授予执行纪律的权柄的领袖，有时却是脑根不大发达。他们为实现理想而制定的纪律，认为就是理想的本身。纪律用它的严厉来诱惑他们，因为他们惟有在窄小的道路上才感得愉快。他们把沙德希视为主要的，不是视为达到目的的方法，而是目的本身。在他们的眼中，沙德希好像已经得了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有一位甘地的信徒叫做卡勒尔加尔的，他在亚马达巴得的沙特雅格拉哈学校中当教授，可算是和甘地最为接近的人。他写了一本《沙德希的福音》，甘地为他写作的序文，在序文中甘地明确认许，这本小书，是专对一般街上的人宣传的。论卡氏本人，也可说是在直接从沙德希的本源得到了教训的一人。他说“上帝不时现身于地上以救世人，他的现身不一定要成为人形他可以表现出一种抽象的主义，或是一种提拔世界的理想他的最末的现身便是在沙德希的福音之中。”

　　他知道，假如沙德希被单一地解释为抵制外货，则他所说的话，只能被人付之一笑，沙德希是“一种将使世界免除战争和仇恨及解放人类的大教义。”抵制外货不过是实行其中一部分罢了。它的精髓可见于印度教经典中：

　　“你自己宗教的达摩——就是说，你自己宗教的定数，虽然不完全，但也是最好的了。如果你完成不属于你的达摩，则一定常有危险发生。惟有做指定的本分内的工作，才能得到快乐。”

　　沙德希的根本信条是从对上帝的信仰中发展出来的。“上帝永远在筹备着世界的快乐。他把每个人放在最适合的环境中。一个人的工作和他的志愿，应该适合于他在世界上的地位。我们不能任意选择我们的文化，正如不能任意选择我们的诞生、家族和国家一般。我们应当接受上帝所赐予的；我们应当接受世俗传下来的风俗习惯和教义，好像它们是出于上帝所说的，并把信从它们当作一种严正的责任。反抗礼俗，就是犯罪。”

　　从这种前提出发，一国的人民，应当保护自己，不和外国往来。他说：

　　“沙德希的信徒，永远不把改良世界的责任放在自己身上，因为他相信世界是被动的，并常常跟着上帝所排定的法则走我们应当不盼望任何国家的人民，为他国的人民预备他们所需要的物品，就是为慈善的缘故也不应当，并且假如这事是可能的，也是宁可没有沙德希的真信徒，并不忘记任何人都是他的兄弟，但是他的本分是在完成他的环境所规定给他的工作。我们应当服从我们的祖国，正如我们应当在我们出生的时代，做拯救我们自己的工作一样。我们的灵魂的解放，必须从宗教和我们自己的文化中求得。”

　　可是，如果一个国家要利用种种机会来发展自己的工商业，是否可以允许？这的确是不可以的。要发展印度的工业，这仅仅是一种无价值的奢望罢了！而且真的这样做，便是教百姓犯他们的达摩了。无论是输出自己的产品，或是输入外人的产品，都是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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