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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

　　当一切都筹备好的时候，甘地便从容退到了亚米达巴得邻近的萨刺巴马地学校，在他那些亲爱的信徒的环绕中，静默沉思，以等候警察的来到。他盼望入狱。在他离开的时候，印度必能以更大的力量实现她的目标。并且他又说监狱将给他一个安静的休息地，这或许是他所应得的。

　　在3月10日夜，警察到了。在他们未到之先，便有消息传到学院。甘地已经预备好了，他便从容将身交给他们。在赴监狱的道上，他遇见了他一位回回教友人摩哈尼君从远道跑来和他作最后的拥抱。《印度青年》的主笔班克拉也和他的主人一同受捕。甘地的妻子只能跟他到监狱的门口。

　　在3月18日，礼拜六的下午，甘地的“伟大的庭讯”便在亚米达巴得的地方庭推事普鲁布斯菲之前执行。印度人们称那真是一次稀罕的尊荣和高贵的显示。推事和被告人互相争示侠义的礼节。在争斗之中，英吉利从未表现出如此宽大无私的胸怀。在那天，普鲁布斯菲推事替政府承认了很多过失和表示歉意。这经过记载在1922年3月23日的《印度青年》上。

　　为什么政府到最后终于把甘地囚禁呢？为什么政府考虑了两年，并不动手，而专在甘地已把群众的运动平息，并建立了防止暴动的唯一屏障的时候，才把他囚禁呢？这是否是反常的举动？抑或是它专要实行甘地所说的可怕的话：“这样好像是政府巴不得这一片土地都充满了杀戮、放火和劫掠，以使自己得以独操权力来把她征服”呢？政府处在一个很困难的位置，它一方面敬仰甘地，而一方面又惧怕他。它本可以温和地对待甘地，但是甘地并不温和地对待它。甘地责骂暴动，可是他的不暴动比较任何暴动还来得激烈。

　　在他停止文的反抗运动的同一天，或是在德利会议之前一天的2月23日，他对大不列颠的权威写了一篇最富恫吓性的文章。贝根赫德伯爵并蒙塔鸠君发回了一封傲慢的电报，对印度无异是给了当头一棒。电报中说：

　　“假如印度对于我们的帝国的存在挑战，假如印度依着无所凭据的心理，以为我们正在考虑退却，因而阻止英国政府对于印度所必须履行的职务，和作种种要求，则印度这回的挑战，一定不能达到成功，因为她是对世界上最刚毅的民族挑战，这民族一定立刻再度鼓起它所有的气力和决心来对付它。”

　　甘地在暴怒之中，立即回答了这样的挑战：“当不列颠的雄狮继续在我们面前摆舞它的沾血的爪牙的时候，那里能说到什么讲和呢？不列颠帝国建立在对物质上困弱的民族的有组织的侵略，并继续为暴力在张扬，倘若世界上果有一个公正的神管理着宇宙，那么它一定不能生存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要使英国的人民知道从1920年所开始的战争，是一次要拚个最后的死活的战争，不论它将经历一月，一年，或是很多月，很多年。我唯有盼望并祷求上帝给印度以充分的谦卑和充分的力量，使她能维持不暴动直至终局。如果要我们对于这种傲慢的挑战表示屈服，那现在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甘地被告的缘故，便是因为他在这篇文章中所说的话，和在其他两篇文章中所说的话。一篇是在1921年9月19日发表的，一篇是在1921年12月15日发表的，两篇文章，一是说阿里兄弟的被捕，一是答复勒定伯爵的演说。这两篇文章中都有同样的宣告说：“作拚个最终的死活的争斗。我们要自主，我们要政府接纳民众的意志。我们并不请求宽赦，而也不盼望什么宽赦。”宽赦在当时是战争时收容被虏的敌人的术语。因此，甘地被告的罪名便是：“宣传内乱并煽动他人推翻政府。”甘地自己作自己的辩护人。他对于告诉他的一切罪名，都不加辩护而宣告承认。

　　孟买的检察官斯特棱治曼声称两篇成为被告原因的文章，并不是分离的，而是这两年来以推翻政府为目的运动中的一部分。他摘录甘地的文章以证明他的话。他对于甘地的品格的高尚，极为称许。他把孟买和绰里绰拉的流血，都归咎到甘地身上，要他负责，甘地宣传不暴动，固然是真的，但他同时也宣传叛逆。

　　因此，他对于人民所作的暴动，应当负责。

　　甘地要求允许他发言。在这过去的几个礼拜中，他因徬徨歧路，莫辨是非所受的痛苦、忧虑、怀疑和智灵的交战已经确定了他所应走的道路，对人民所发生的影响等等，他都已豁然明晰。他已经把他灵魂的安静恢复了。他承认过去一切发生的事和将来应发生的，都是一种必然的事。他对这种事件的发生，固然抱憾，但这是他的责任所应做的。他和检察官表示同意。他应负的责任是应对一切的事件负责。他宣传叛逆的年代，还不只如被告的主辞中所述的年限。他负起了玛德拉斯的变故，绰里绰拉的“凶暴的罪过”，和孟买的“癫狂的暴动”的责任。他说：“那个有学问的检察官说我是一个已经受过充分教育，有充分经验和一个有责任心的人，应该明白我每一次举动的效果，这是十分对的。我知道我是与火为戏，我是冒着危险，并且，假如我被释放，我仍将这样做。今天早晨，我觉得倘若我没有把刚才所说的话说出来，那么我一定无法完成我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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