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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

　　“暴动的暗潮，故意的和非故意的，既然已经如此之汹涌勃起，那我所祈求的，不论从实际上或字义上解释起来，也无非是一回可怕的失败！我常常站在少数人的那一方面。在南非洲，我起来的时候众人一致拥护，到后来，只剩下64人的少数份子，而这64人，到后来只剩下16人，可是到了终局，又恢复成为大多数。那最完美和最坚固的工作，都是由那少数的人做出来的我晓得政府所怕的唯一的东西是好像在我指挥之下的大多数；他们并不甚晓得我怕之大多数还要比他们厉害。我对这无思想的群众的敬仰，真是讨厌得了不得，假如他们敢放胆来批评我，那我更可以明了我自己的地位。有一位友人警告我不要利用我的‘狄克推多’，我自己便开始推想究竟我是否已无意中为他人利用！我承认我自己现在对于它的恐怖，的确比以前更为厉害。我已经警告委员会中的朋友，说我是不可改变的了。每次人民犯了罪过，我将要继续为他们认罪。在这世界上，我只接收一种威权，这便是存于里面的‘微音’。只有我一个人的少数，我仍谦逊地相信在这个无希望的少数中我仍然有勇气。

　　这由我看起来，这正是我唯一的真正的地位。但是我是一个愁闷的人，并且是我所希望的——一个在今天较为聪慧的人。我看出我们的不暴动的主张只是一种皮毛之说。我们都是怒火中烧，而政府又再次地采取了不自觉的举动，在这火上加油。这样好像是政府巴不得这一片土地都充满了杀戮、放火和劫掠，以使自己再可独操权力来把她征服。

　　“因此，像这样看来，我们主张不暴动，也好像是因为我们不能暴动的缘故了。我们好像是各人心中都隐积着复仇的心愿，只等着时机发动了。这样的不暴动，是弱者不得已的不暴动，哪里能产生真正的自愿的不暴动呢？那么，我可不是作了一回无用的实验么？要是等到我们的怒气爆发的时候，各人都举起手来反对他的同辈，无论男女老幼，都不能安宁，那竟成了一种什么景致？倘若我为避免这种灾祸来禁食以至于死，又有什么用处呢？请我们都开诚布公地说吧。

　　假如我们想用武力来求得自主，我们现在便应放下不暴动的主张，而实际拿出我们的武力来。这样，才算是好男子，忠诚和干脆，而也没有人敢批评我们是虚伪的。倘若是不管我怎样地警告大多数人不相信我们的目标，虽然他们一点也没有变更地接受了它，那么，我将请他们履行他们的责任。他们并不是既定要往反抗那条路上走，而是应当坐下来作安静的建设功夫，假如我们再不细心，我们也许会堕入我们所不知道有多深的河里去。”

　　甘地已知道在大多数人中，有很多人心中不赞同不暴动的主张，而只是把它看成是一种实行暴动的步聚来赞同它。他说他们温和地说要把不暴动推翻。甘地并不像泰戈尔一样，老早便看出了这种危险。但是他也有一个时候忽然地觉悟了，在这时候，他反对大多数人的态度，甚至比泰戈尔还来得粗鲁。

　　“因此，凡是不信这种教条的，便应该断然退出这个会议。”

　　甘地又转到说服那少数派上去，他说：“爱国的精神要求忠诚和严格地依从不暴动的主义和真理，凡是不相信的，都应当退出这个会议。”

　　在这样有力的言辞中，有一股很沉痛忧愁和慷慨豪侠的气概。这就是在客西马尼的一夜。甘地被捕就在旦夕。谁能知道在他的心中，他不把囚禁看成是一种解救呢？

　　甘地老早已经料到他要被捕了。自从1920年1月10日，一切的事就早安排好了。他自己也预备入狱。他写了一篇《假如我被捕了》的文章，以训令他的人民。在1922年3月9日，他被捕的空气又紧张起来的时候，他又写了一篇文章，里面也有预料可能发生的逮捕的话。他说他并不怕政府。“政府虽专事涂戮以至流血成河，也不足以使我恐惧。”他唯一所怕的事，便是恐怕人民听见他被捕的消息，而不能压制自己的愤怒。这是他所羞耻的。“我愿人民都能维持完全的自制，而把我被捕的日子，看成是一个欢乐的日子。政府相信我是一切鼓动的灵魂，假如把我移出去，则一切将归于平静。因此，倘若我被捕了，剩下来的一件事便是要让它去测量民众的力量。请民众都保守完全的和平和安静。假如政府因为恐怕造成一番普遍的暴动，而不敢捕我，那便是我的耻辱，而不是我的喜乐或荣耀。”请民众把全盘建设的程序实施出来。不要作示威运动，也不要和政府合作。法院和学校都要一律抵制。简单说一句，就是请人民都依循绝对的程序和训练，去实行不合作运动的程序。假如人民都能这样做，他们必将胜利，倘若不能，则将有莫大的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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