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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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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白尼起初把自己这本著作分为8章,后来又分成7章,而交付出版的是6章。很难说他是按什么顺序撰写的,从他文章中有关天文观测的描写可以看出:1525年前他撰写了前4章,后两章则是1530年以后写的。他的手稿是用非常难辨认的充满了各种符号的文字书写的,只有熟悉其中奥秘的天文学者和数学专家才能看懂。后来在雷蒂克影响下,他才用比较易懂的方式编辑了用于出版的文本。这本书的序言是1542年哥白尼写给教皇保罗三世的一封信。他写这封信时,这本书已经交付印刷。在这封信里,哥白尼说明了自己的理论的实质及其产生的条件。因为哥白尼预见到自己的理论将引起科学革命,所以他寻求教皇庇护,以免自己的学说被指责为异端邪说。教皇保罗三世在位的时间为1534年至1549年,他曾是著名的人文主义者以及科学和文化的庇护人。 哥白尼在信中把他称为数学家,当时天文学家也属数学家之列。这位教皇曾经对天文学,更确切说是星占术感兴趣。有许多星占学家围着他转,没有他们的预言他不作任何重要决定,所以人们把他称为星占学家手中的工具。在保罗三世周围可能也有过哥白尼学说的拥护者,他们竭力说服教皇相信这一学说。那么当时哥白尼是怎样想的呢?他希望在序言里把最重要的东西说清楚,他的序言这样写道:“最神圣的父,我知道,某些人听到我在《天体运行论》一书中提出了地球运动的观念之后,就会大叫大嚷,谴责我和这种思想。我对自己的著作还没有偏爱到这种程度,以致于可以不顾别人的看法“我深深地意识到,由于人们因袭许多世纪以来的传统观念,对于地球居于宇宙中心静止不动的见解深信不疑,所以我把运动归之于地球的想法肯定会被他们看成是荒唐的举动。因此,我踌躇了很长时间,不能决定到底是公开出版我这本证明地球运动的书呢,还是遵循毕达哥拉斯等人的惯例,把自己学说的奥秘只口授给自己的亲友,而不见诸于文字?我想,他们倒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怕自己的学说被人分享,而是担心费尽千辛万苦才获得的宝贵研究成果会遭到轻视。因为有这样一班庸人,除非是有利可图,从不关心任何科学研究;或者虽然被人鼓励和依照先例而去作哲学的探求,但头脑又很笨拙,就像蜜蜂中的雄蜂一样,懒惰而又愚蠢。而我的理论又很新奇且难以理解,于是,担心遭到轻视的思想几乎使我放弃了自己的打算。” 接下去,天文学家向教皇说明,促使他发表著作的是他的朋友尼古拉·申伯格和蒂德曼·吉斯,哥白尼把蒂德曼·吉斯称为杰出的学者。然后他又在信中接着说明他寻求新的宇宙构造理论的动机。他在信中说:“使我另寻方法计算天体运行的,正是数学家们在这方面研究中的矛盾。 “首先,数学家们在日月运动方面的研究就是不可信的。他们甚至不能观测或计算出回归年的准确长度。其次,他们无论在测定这两个,还是其余五大行星运动时,跟他们研究视运动和运转时用的都不是同一原理和假说。 “他们也没有发现或推断出最重要的东西,即宇宙的构造及其各部分的固定秩序,在他们的探索中,也就是所谓的方法中,不是忽略了一些必不可少的细节,就是塞进了毫不相干的东西。要是他们坚决遵循某些原则,那肯定不至如此。因此,如果他们所采用的假定不错,由此而得出的结果也就可以得到验证。 “我不辞辛苦地重读了我所能得到的哲学著作,旨在调查一下,看看他们之中是否有人就天体运动讲过不同于数学讲师思想的意见。” 哥白尼在普鲁塔尔赫和西塞罗的著作中看到有些学者指出过地球运动的可能性。 “这就启发了我也开始考虑地球的运动。虽然这种看法似乎很荒唐,但前人既可随意想象用圆周运动来解释星空现象,那么我更可以尝试一下,是否假定地球有某种运动能比假定天体旋转得到更好的解释。 “于是,从地球运动的假定出发,经过长期的、反复的观测,我终于发现:如果其他行星的运动同地球运动联系起来考虑,并按每一行星的轨道比例来作计算,那么,不仅会得出各种观测现象,而且一切星体轨道天球之大小与顺序以及天穹本身,就全部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了,以至不能变动任何一部分而不在众星和宇宙中引起混乱。 “为此,我为本书确定的顺序是:第1卷叙述地球的运动,各行星轨道的位置以及宇宙的总体结构;其余各卷叙述其他行星运动与地球运动的关系,把其他星体运动都和地球运动联系起来,从而说明其他行星和天体的运动和现象。 “我毫不怀疑,有真才实学的数学家,只要他们按照科学的要求,深入地而不是肤浅地了解和鉴定我立论的依据,就会同意我的看法。” 哥白尼知道自己的观点和研究结果可能受到尖锐的批评,于是他强调指出,他的发现可能对拟议中的历法改革有好处。 “可能会有对数学一窍不通的无聊的空谈家摘引圣经的章节加以曲解,以此对我的著作进行非难和攻击。” 哥白尼几乎像先知似地预见到了自己著作的命运和自己理论的信仰者,他说,“对这种意见,我决不予以理睬,我鄙视它们。 “如果有人嘲笑我,那科学界的人们是不该感到惊奇的。 “数学方面的内容是为数学家而写的,如果我没弄错,那他们将会发现,我的辛勤劳动是会有某些益处的不久之前,在利奥十世统治下,改良教会历书的问题在宗教会议上发生了争论。会议没有作出决定的唯一原因是年月的长度和日月的运动尚不能准确测定。从那时起,在当时主持编历事务的杰出的森普罗尼亚地区主教、尊敬的保罗大公鼓励之下,我开始从事更精确的观测,我把从中得出的结果交给陛下和其他所有有学识的数学家加以鉴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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