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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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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7年是作为谣曲丰收的一年载入史册的。 谣曲《新鲍侠斯和他的制花女》叙述一个诗人热恋一位制花女的故事。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诗人和制花女是谁。正当一些贵族和市侩文人对歌德及其爱人进行人身攻击的时候，歌德故意将古代故事中的画家改换成诗人，歌颂制花女，无疑是对这些敌人的有力还击。 《掘宝者》是歌德在读了《彼特拉克的遗言》之后写的，告诫那些想靠咒语掘宝发财的人“不要再掘宝，枉费心机！”《魔术师的门徒》取材于古希腊作家琉善的《撒谎者》，用这个门徒学到半吊子魔术结果闯出大祸的故事，说明学习要虚心，本事要过硬的道理。《科林斯的新娘》和《神与舞女》均取材于书本上的故事，篇幅不短。歌德博览群书，随手拈来，即可成篇。他写诗已驾轻就熟了。这些谣曲，或者说，叙事诗（歌德不喜欢谣曲这个名称）各有特色。每段的行数可长可短，少则几行，多则十几行。《神与舞女》一段有11行。 席勒写的谣曲同歌德写的可以媲美。 1797年7月底，歌德开始了他的第三次瑞士之行。在苏黎世他拜访了老朋友迈耶。他们俩打算合写一本意大利美术史，歌德想再次去意大利搜集资料。但是他未能成行，因为拿破仑的军队正在入侵意大利。他只好怏怏返国。在返国途中，迈耶陪他游览了四林湖。歌德晚年向爱克曼谈起了他这次旅游的感受。 他说：“那里美丽而雄伟的大自然使我再度得到很深的印象，我起了一个念头，要写一篇诗来描绘这样丰富多彩、瞬息万变的自然风景。为着使这种描绘更生动有趣，我想到最好用一些引人入胜的人物来配合这样引人入胜的场所和背景。于是我想起退尔的传说在这里很合适。 “我想象中的退尔是个粗豪健壮、优游自得、纯朴天真的英雄人物。作为一个搬运夫，他在各州奔波，无人不知道他、不喜爱他，他也到处乐意给人一臂之助…… “关于对立的一方，盖斯勒在我想象中是个暴君，不过他贪图安逸，很随便，有时做点坏事，有时也做点好事，都不过借此寻寻开心。他对人民和人民的祸福概不关心，在他眼中没有人民存在。 “与此对立的人性中一些较高尚善良的品质，例如对家乡的热爱、对祖国法律保护下的自由和安全感、对遭受外国荒淫暴君的枷锁和虐待的屈辱感、以及最后逐渐酝酿成熟的要摆脱可恨枷锁的坚强意志，我把这些优良品质分配给瓦尔特·富斯特、斯陶法肖和文克尔里特之类高尚人物。这些才是我要写的史诗中的真正英雄人物，代表自觉行动的崇高力量，至于退尔和盖斯勒虽有时出现在情节里，总的来说，却是一些被动的人物。 “当时我专心致志地在这个美好题目上运思，而且哼出了一些六音步格诗行。我看到静悄悄的湖光月色，以及月光照到的深山浓雾。然后我又看到最美的一轮红日之下充满生命和欢乐的森林和草原。我在心中又描绘出一阵雷电交加的暴风雨从岩壑掠过湖面。那里也不缺少寂静的夜景和小桥僻径的幽会。 “我把这一切都告诉了席勒，在他的意匠经营中，我的一些自然风景和行动的人物就形成了一部戏剧。因为我有别的工作，把写史诗的计划拖延了下去，到最后我就把我的题目完全交给席勒，他用这个题目写出了一部令人惊叹的大诗。”（1827年5月6日） 席勒没有去过瑞士，没有实际感受。1803年8月25日晚开始搜集和阅读有关瑞士的资料。歌德有一次谈席勒写《退尔》的情形：“席勒先在他的房间四壁贴上许多他所能找到的瑞士的专图，他还读瑞士的游记，甚至对于瑞士独立地区的一街一巷都能熟悉无遗。同时他研究瑞士历史。他把一切材料综合之后，开始工作，真可说，他不到写完《退尔》不站起来。他疲倦的时候，伏案睡觉。一醒来，便索取浓咖啡——不是如后人所误传的香槟酒——来提起他的精神。于是《退尔》就在6星期里完成，真是一气呵成似的！” 1804年2月中旬席勒完成全剧。3月中该剧在魏玛剧院初演。 《威廉·退尔》中盖斯勒命令退尔射孩子头上的苹果一场是非常著名和惊心动魄的。在这场写作过程中，歌德向席勒提出过具体建议。歌德对爱克曼说：“因为他进行工作一般很大胆，就不大注意动机伏脉。我还记得为了《威廉·退尔》我和他的争论。他要让盖斯勒突然从树上摘下一个苹果，摆在退尔的孩子头上，叫退尔用箭把苹果从孩子头上射下来。这完全不合我的天性，我力劝他至少要为这种野蛮行动布置一点动机伏脉，先让退尔的孩子向盖斯勒夸他父亲射艺精巧，说他能从一百步以外把一个苹果从树上射下来。席勒先是不听，但是我提出我的论据和忠告，他终于照我的意见改过来了。”（1825年1月18日） 歌德十分佩服席勒，说他对这些材料“利用得非常巧妙”，说“席勒的才能生来就适合于舞台”。席勒没到过瑞士，但是他在剧中所描绘的瑞士风景非常逼真。 从以上的事例就可以看出，歌德和席勒如何真诚坦率地亲密合作。 2.席勒病逝歌德哭了 歌德于11月底回到魏玛。他立即投入新建成的魏玛剧院领导工作。剧院成为了他与席勒合作的又一领域。该剧院揭幕时演出了席勒的大型悲剧《华伦斯坦》三部曲的第一部。在两人合作的10年间，席勒的剧本没有一部不在这座剧院里上演。 魏玛剧院是当时德国70多座剧院中的一个小剧院，比起慕尼黑、法兰克福、柏林、汉诺威、汉堡、斯图加特、德累斯顿等大城市的剧院来都要小得多，但是经过歌德和席勒的辛苦经营，这座剧院已名播四方。 歌德认为，剧院是支持和促进提高民族文化教养的力量。为了把魏玛剧院办成德国剧院的一个典范，席勒辞去了耶拿大学的教授职务，迁居到魏玛来。歌德为他找的寓所离歌德住处不远。从此，两人经常你来我往，切磋技艺，讨论办好剧院的种种问题。 要办好剧院，除物质条件和经费外，首要的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剧团和一批能吸引观众的剧目。 歌德建立一所戏剧学校，亲自任教。他指导演员排练，为此制订《演员守则》，他作为舞台监督，对排练非常认真，对演员的选拔、演员的做功和说唱功夫要求非常严格。他要求演员不仅能表现自我，而且要能表演与自己不同性格的人物。他很重视像伊夫兰特（1759—1814）、卡洛琳·雅格曼（1777—1848）等名演员的领衔主演，这能吸引观众。 当时舞台上有的是趣剧、闹剧，艺术低劣，内容贫乏。为了解决剧目问题，一方面，两位大师自己动手写。歌德写了《私生女》（1803），请席勒帮助改编自己的剧本《哀格蒙特》、《伊菲革涅亚》、《塔索》，使之适合演出要求。席勒写出了《华伦斯坦》（1799）、《玛丽亚·斯图亚特》（1801）、《奥里昂的姑娘》（1802）、《恨世者》（断片，1802）、《梅辛娜的新娘》或《兄弟冤家》（1803）、《威廉·退尔》（1804）、《狄默特尼乌斯》（断片，1805）。另一方面，他们翻译和改编外国剧本。其中有席勒改编的剧本《杜兰朵》（1802）。该剧有个副标题：《一个中国公主的故事》。原作者是意大利著名戏剧家戈齐（1720—1806）。歌德和席勒之所以要上演《杜兰朵》，是为了让观众看厌了严肃剧之后“换换口味”，轻松一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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