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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

　　据统计，1791—1817年间，上演的伊夫兰特和科策布的剧本118部，歌德和席勒的剧本有37部。每晚观众约500人。为了增加剧院收入，歌德征得公爵同意，增加星期日晚场，这也丰富了人民的假日文娱生活。

　　此外，歌德还组织魏玛剧团到梅塞堡附近的疗养地劳赫施泰特演出，增加收入，然后分发奖金。

　　就在歌德与席勒合作，使小小的魏玛成为当时德国文化中心的时候，席勒病倒了。席勒本来患有肺病。1804年夏天，他旧病复发。他曾写信给寇尔纳，希望自己能活到50岁。但是天不从人愿。随着寒冬到来，他的病情日趋严重。1805年年初以来歌德也患重病。1805年4月30日晚，歌德去席勒家看望他。席勒要去剧院，歌德劝阻未成，便带着忧虑的心情，在席勒家门口告别。谁知这一别竟成永诀。

　　1805年5月9日下午3时席勒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歌德患肾绞痛，正在卧床。没有人敢把这个噩耗告诉他。他见到周围的人神色慌张，便问克里斯蒂安涅：“席勒昨天病得很厉害，对吗？”她没有回答，就开始大声抽泣。歌德斩钉截铁地问道：“他死了？！”她答道：“您自己已经说出来了！”他再次说：“他死了”，身子侧过来，用双手捂着眼睛，哭了，没说话。3个星期之后，他写信给卡尔·弗里德里希·泽尔特：“我原以为我自己完了，现在失去了一位朋友，这等于失去我生命的一半。”（1805年6月1日）待歌德病愈之后，他才于当年8月10日在劳赫施泰特举行席勒追悼会，先演出《玛丽亚·斯图加特》的后三幕，然后演唱《大钟歌》，紧接着朗诵歌德为席勒的《大钟歌》作的跋，共10段。10年后歌德在纪念他时补充的最后一段是：

　　他就这样，离开我们去了！
　　就在好多年前，已经有10年。
　　我们大家都感到获益不少，
　　世人感激他赐予的一切教言；
　　那些只属于他自己的思考，
　　早已在全体之中扩展蔓延。
　　他照耀我们，就像消逝的彗星，
　　以自己的光结合永久的光明。

　　歌德对席勒的最大帮助就是把席勒拉出深陷的唯心哲学的泥潭，回到文学创作上来。而席勒反过来又帮助歌德认识到自己的才能，从而充分发挥它。

　　歌德给席勒提供了演出他的剧作的舞台，席勒也给歌德的作品提供了发表的机会。

　　两位大师的合作是“诚挚和友爱的结合”，在文学史上写下了一段亲密合作的佳话。

　　朋友之间有友谊，并不等于没有矛盾。晚年歌德说：“席勒的性格和气质与我完全相反，我同他一起生活了好些年，我们相互的影响达到这种程度，就在我们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也互相了解。然后每人都坚持自己的人格，一直到我们又共同为某种思想和行动联合起来。”①

　　①转引自董问樵：《席勒》，第5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

　　歌德于1828—1829年编印了他同席勒的通信集，收录了1050封信。正如他给作曲家泽尔特的信所说的，“我编辑了从1794年至1805年我同席勒的通信集。这将是给德国人——我可以说——给所有的人的馈赠。”这本通信集是反映他们俩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以及他们生活时代的一面镜子，也是“诚挚和友爱的结合”的体现。

　　第十七章　拿破仑皇帝召见

　　法国大革命的旋风席卷整个欧洲大陆。欧洲封建势力与法国路易十六国王勾结，企图扑灭革命的烈火。

　　歌德研究自然科学，形成了自然进化论，不承认质的飞跃和突变。他把自然进化学说运用于社会，不主张暴力，反对革命，认为社会变革也应通过进化来完成。虽然他对波旁王朝早就不满，但对法国大革命却抱消极态度。法国人民攻陷巴士底狱受到过克洛普施托克、魏兰德、赫尔德尔和席勒的欢呼雀跃和热情赞美，但歌德除了画一棵自由树表示心意外，没有过分的激动。他对普鲁士和奥地利组织联军进攻法国也不热心。

　　1791年8月奥地利和普鲁士组织联军出兵干涉法国。翌年4月法国宣战。好大喜功的卡尔·奥古斯特作为“魏玛公爵将军”率3个骑兵团（约2000人）于6月前往助战，开赴德法边境。行前他要求歌德随军去前方，并将价值6000塔勒的弗劳恩普兰的歌德住宅赠送给歌德。歌德为了使公爵高兴，同时也想看看真刀真枪作战的真情实景，他答应随后就去。

　　8月，歌德作为公爵负责外交事务的随员动身赴前线。他要经历一下全部风险，领略枪林弹雨的滋味。他描写了军营生活：

　　“我们过的是一种非常不安、非常枯燥的生活。我的生活最简单不过……我几乎不出帐篷，编辑《莱茵人》，写我的光学著作。”

　　军营士气低落。晚间他给军官们讲法国国王路易四世（1215—1270）参加十字军东征被俘的痛苦经历。夜里他给公爵朗读那些轻佻的法国小说。

　　在去法国途中，他经过法兰克福时他见了一别13年的年老的母亲。他父亲已经病故10年了。

　　他在特里尔住了一夜。这里是后方的大本营。从这里他写信给在家眼巴巴盼望他回来的妻子：“特里尔在世界的哪个地方，你既不知道，也不能想象。最糟的是，它离魏玛很远，我离你很远。”

　　在特里尔，歌德亲眼见到了士兵掉队和迟到现象，许多士兵是从波兰的上西里西亚应征入伍的，年纪最大的有50多岁，小的才16岁。军队纪律松弛，缺乏战斗力。战斗部队与辎重队不成比例。

　　9月2日，普奥联军连克边境两个要塞：龙维和凡尔登。凡尔登是通往巴黎的门户，但是普军因雨受阻，法军乘机反攻。瓦尔米一役，普军溃败。歌德本来对征法不感兴趣。在军旅帐篷里，歌德仍在潜心研究他的颜色学，力图论证牛顿的光学理论是谬论。他在《威尼斯警句》里曾指责牛顿“哄骗了”人们“一百年”。他在有水的弹坑里发现一些小鱼，竟然呆在水坑前细心观察在阳光下鱼的颜色的变化。军队开炮，他却观察炮轰的物理学效果。晚年歌德写的《随军征法记》记述了他当时的军旅生活。他写道：“夜幕降临，我们偶然围成了一个圆圈，……一些人在聊天，但每个人都无法审度、判断。终于有人喊起我来了，问我是怎样想的，因为我通常在这群人中间，总要说些隽语格言，使他们愉快高兴。这次我说：‘此时此地开始了世界历史的一个崭新的时代，而你们可以说，你们是目击者。”

　　由于歌德晚年记述此事时法国局势已经明朗化。歌德是否说了这句有名的预言，实在无从查考。但是歌德说过9月20日是“本世纪最重要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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