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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

　　他甚至对高尔基说：“这篇作品不是我写的，我甚至有点妒忌。您是艺术家，您有敏锐的感觉。您善于雕塑造型，这就是说，当您描写事物的时候，您是看得见它和用手摸得着的。这是真正的艺术。”契诃夫屡次劝高尔基离开故乡去莫斯科或彼得堡居住，认为这对于他的创作活动会更为有益。1899年3月，高尔基去雅尔塔养病时，同契诃夫见了面。同年，他听从契诃夫的建议去了彼得堡。

　　高尔基在1900年前后，走上了戏剧的舞台，这也和契诃夫的帮助是分不开的。首先，在1900年，高尔基通过契诃夫的介绍，认识了莫斯科艺术剧院的领导人。那个时候，这家剧院以成功地演出契诃夫的剧本而闻名。更为关键的是，契诃夫鼓励高尔基写作了第一个剧本《小市民》。当高尔基写出了《底层》后，契诃夫则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热情洋溢地说：“剧本新颖而且无疑十分优美。第二幕很好，这是全剧中最好最有力的一幕，我读到这一幕，尤其读到最末一段的时候，高兴得几乎跳起来了。”

　　高尔基和契诃夫成为极为亲密的好友。高尔基认为契诃夫“是一个巨大的独特的天才、一个在文学史上和社会风尚上划时代的作家。”他们之间真挚的友谊，一直持续到1904年契诃夫逝世。

　　无论是初入文坛时柯罗连科的指引，还是托尔斯泰的长谈、契诃夫的热心相助，都被高尔基牢牢记住。

　　他明白一个道理：在初学者进行紧张的探索的时候，如果完全得不到支持和援助，那么，就算是一个极有才华的人，也可能湮没无闻。相反，却可能造就出作家。所以，当高尔基成为一个享誉文坛的作家后，他一直孜孜不倦地帮助、指导青年作家们的创作。

　　1915年2月，高尔基与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相识。当年夏天，马雅可夫斯基专程去拜访高尔基，对高尔基朗诵了自己的诗作《穿裤子的云》。高尔基听完后欣喜异常，高声叫道：“太好了！太好了！”后来据马雅可夫斯基回忆，高尔基激动地流出眼泪，把马雅可夫斯基的坎肩都浸湿了。后来，当高尔基主办《纪事》杂志时，他吸收了马雅可夫斯基参加杂志的编辑工作。当资产阶级报刊对马雅可夫斯基展开铺天盖地的恶毒攻击时，高尔基领导的《帆》出版社，出版了马雅可夫斯基的第一部大部头诗集，以此维护了马雅可夫斯基。

　　马雅可夫斯基才华横溢，但对很多老作家都不怎么尊敬，只有对高尔基是例外。他曾经诚恳地在自己的诗集上题上话，敬献给高尔基。在索仑托的时候，高尔基如同十月革命前夕对待马雅可夫斯基那样，一如既往地从事爱护和帮助作家的工作。

　　1925年，《恰巴耶夫》和《叛乱》的作者富尔曼诺夫，在作品发表后，听到的全是赞扬的声音。

　　这时，他收到了高尔基的一封来信。高尔基的信中写道：“两部作品的艺术价值都不太高。您写得匆忙，写得十分草率，您像一个目击者在讲述，而不像一个艺术家在描绘您是能够和应该写得更好的。为了这个，您首先一定不要相信廉价的赞许，不要迷醉于成功，您不应该把这种成功归于自己的才能，而应该归功于素材的重要意义，您实际上把这些素材处理得并不好”富尔曼诺夫在收到这封信时则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快乐”，他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立即给高尔基写了一封回信。但这位有显著才华的富尔曼诺夫却在一年以后不幸逝世。他的妻子在他逝世后，根据遗嘱，把他的最后的一部特写集《海岸》寄给了高尔基，并且不忘诚恳地向高尔基询问从中是否看到了富尔曼诺夫的进步。高尔基给予了她肯定的答复和衷心的慰问。

　　高尔基一直热心地从事文化保护的事业。这保护不但包括对文化遗产，也包括对文化人的关怀。高尔基一直坚决反对粗暴地对待作家。1926年，当作家巴尼尔发表了小说集《骑兵团》后，遭致了骑兵第一军团总指挥、赫赫有名的军事将领布琼尼的痛骂（他认为巴尼尔歪曲了士兵的形象。）高尔基却认为巴尼尔写得出色而真实，于是无畏地与布琼尼展开了论战。高尔基虽然远在意大利，却成为作家们最贴心的人。

　　但高尔基从未以权威自居，他虚怀若谷，甚至主动向青年作家征求意见。1926年，在《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出版后，他给费定寄去了作品，请他指正。费定不客气地指出结构上的毛病。高尔基虚心地接受了，写来了诚挚的感谢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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