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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

　　黑格尔在法兰克福比在伯尔尼时间上稍显空闲些，他在这里同从前一样，关心政治、宗教和社会状况。

　　还研究了犹太史学家约瑟夫的著作，摩西五经（犹太教圣经前五种，即基督教《圣经·旧约》），英国经济学家斯图亚特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德译本）。

　　1798年，黑格尔深深地被他故乡需要改革的直接现状中的问题所激动，他竟积极计划处理一张致同乡和“致符腾堡人民”的传单中所提出的有关问题和要求。传单的题目是：“符腾堡市参事会必须由人民选举”，或者是“来自市民”。最后的措辞是“关于符腾堡最近的内部情况，特别是关于市参事会的宪法。”黑格尔在同斯图加特几位朋友通信商讨之后，不得不相信他的文章对于故乡的政治状况改变和改善没有起任何作用或作出贡献。

　　1797年终，符腾堡发生了一起王位更选的事件，1798年初，德意志帝国在拉斯塔特会议上把莱茵河左岸让与法国。

　　自从法国革命以来，人们的心灵就热烈盼望有一个更美好、更公正的时代，渴望纯洁、自由而兴叹和不满现实的情绪到处都被激动起来。国家这座大厦的现状维持不下去了，而这种感觉是普遍而深刻的。问题是，究意是什么东西需要垮台？一切同人类道德、需要和意见不再协调的设置、宪法和法令，都失去了精神，它们都不能再存在下去；它们是不再能用美好的言词来粉饰的挖掘者。

　　每个人都感觉到改变是必然的，但是一遇到实际，大多数人就不安地注意他们的利益，而不愿意理解有关改革之事，除非这些改变不同他们的特殊利益背道而驰，他们拉平消费者，便其不得不限制开支，但是一遇到实际，就发现他们迄今的每项支出都是不可缺少的。这些人由于害怕国家大厦被颠覆的危险，被迫作些改变；另外一些人则出于正义的观念，超出自己的细小利益之上，而大胆地企求政治上的改革。

　　众所周知，攸关符腾堡的改革必须由邦议会议员保证按照独立的，开明的和诚实的选举方式来发起。

　　旧符堡宪法的组织使宪法“最终围绕一个人打圈，他预先把一切势力都联合起来，而不保证承认人权和尊重人权”。

　　事实是，邦议会议员委员会及其他由委员会的官员掌握，委员会倒不专横跋扈，它只是懒散和漫不经心，不过也许在它背后有人为它说，为它写，也为它思想；至于委员会的官员，律师和法律顾问却是专横跋扈、自私自利、独断专行的。没有一个牧师对于他忏悔者的良心比这些政治上的长老对于委员会近亲们的官员良心有更大的权力。委员会偶尔也有心把忠直的人当法律顾问，他们的确能提携委员会，因为它不能独自迈步；不过他们决不会至少也不会有意地，经过考虑地把委员会引入泥坑。法律顾问可算作是邦议会议员宪法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经常向候爵们泄露一些有益的情况。黑格尔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专横跋扈的，决非委员会本身，而是它的法律顾问和律师。

　　委员会只是懒散，它对于法律顾问和律师们的一切独断专行都漫不经心地允许引用自己的名义。就是这些人，他们引诱委员会允许官廷大肆挥霍，而唯一可以与此相媲美的就是找些无聊的理由为这类投靠作辩护。

　　就是这些人，官廷方面也极力罗致他们，因为宫廷方面知道，只要把律师和法律顾问拉到自己的利益的一边，就有把握达到目的。”

　　从这些片断可以看到，黑格尔的目标是希望符腾堡有一个按现代精神改造了的代议制宪法，以限制世袭君主制，不准许它滥用权力。颇有趣味的是20年以后（1817年），当黑格尔写到他关于符腾堡宪法争论的公开评判时，他却站在君主一边，在那场争论中，邦议会议员是要求挽回旧符腾堡宪法的。真乃是“世事易改”、“此一时，彼一时”呀。

　　1799年1月14日夜，黑格尔的父亲安然去世，这消息对黑格尔来说非常惨痛。这已是他在法兰克福遭受的第二个打击了，好友的不幸遭遇，父亲的故去都给黑格尔在法兰克福的时光笼罩了一层伤悲的色彩。黑格尔的父亲的遗产总计约10500古尔盾，黑格尔分得的遗产比他的弟妹所分得的遗产略少，约3000多古尔盾（昔时金币及银币的名称），虽然不算很多，但对登上大学讲坛之用还是绰绰有余的。

　　由于有了经济上的准备，黑格尔打算离开法兰克福这个“伤心之地”，辞去家庭教师的工作，到一家大学里当老师，为以后的学术研究和著述活动创造条件。

　　黑格尔考虑走上大学讲坛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学术上的原因。在这个时期，黑格尔在学术上已进行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写了一些草稿，未来的哲学体系已在酝酿之中。为了跻身于学术界，黑格尔放弃了法兰克福的待遇优厚的家庭教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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