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利略(3)_应天故事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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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说它们将在同一时刻到达地面。通过做这个实验你发现大球超前小球两英寸。现在，你想要把亚里士多德的99腕尺的误差用两英寸掩盖起来，只强调我的微不足道的误差，而闭口不谈亚里士多德的重大错误。” 　　亚里士多德科学的每个组成部分之间都有逻辑联系。因此，对于亚里士多德的追随者来说，亚里士多德的话都是千真万确的。但是伽利略却评论说：“如果亚里士多德是像他们所想象的那种人，那他就是思想顽固、态度固执和灵魂卑下的人——一个视别人如蠢笨绵羊，欲使自己的法令凌驾于感觉、经验和大自然之上的专横的人。恰恰是亚里士多德的追随者给他戴上了权威的桂冠，而不是他自己窃取了这一权威。　　“我常常感到奇怪，那些对亚里士多德每一言辞都信奉不渝的人，怎么会不明白正是他们自己玷污了亚里士多德的光荣和声誉。他们越想抬高他的威望，实际上就越贬低了他的权威。有些命题在我看来明明是错误的，他们却顽固地坚持，还试图要让我相信他们所奉行的是真正的哲学，就是亚里士多德本人也不会那样做；每当我看到这种情形，反而会更加怀疑亚里士多德所讲的我难以理解的其他的哲学问题是否正确。” 　　伽利略的《论运动》手稿比反对它的书要好，其中有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容。出版一些著作会有助于他谋得一个更好的职位，然而他却拒绝出版这部手稿。　　因为他关于斜面运动速度的结论与实际经验不符，对这一点他直言不讳。他把这归咎于“实物障碍”，并补充了一些理论解释，但实际上是由于他忽略了加速度，以致他得出的第一个结论与真实情况相差甚远。　　无论如何，他拒绝出版这部手稿是合乎他的性格的，他后来在《关于太阳黑子的信》中说：“那些反对改革的人抓住我的哪怕最微不足道的错误攻击我，仿佛我犯了弥天大错。看起来与大家一起坚持错误比一个人独立思考要好得多。但我要说，我情愿落在大家后面坚持正确思想，而不愿站在别人前面不假思索地出尔反尔，自食其言。” 　　当伽利略在比萨大学的3年聘期就快要期满的时候，他确信不会再继续受聘了。虽然他在同事中有几位挚友，但他得罪了另外一些教授，并且由于尖锐批评了一项改善里窝诺港口的方案，而在托斯康宫廷中树了劲敌。1591年，伽利略的父亲去世，只得由他为其大妹弗吉尼娅置办丰厚的嫁妆。1592年，因为他在比萨大学教学出色和早期赞助人的帮助，帕多瓦大学聘任他为数学教授，薪水增加到了比萨时的三倍。　　帕多瓦大学以其医学院闻名全欧，维萨留斯曾在那里执过教，后来成为威廉·哈维的老师的法布里修斯是那里的解剖学教授。帕多瓦大学在哲学方面也有一定影响，文艺复兴时期，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方法的主要倡导者扎巴瑞拉1589年在那里去世。其后继者是克雷蒙尼尼，他坚定不移地捍卫亚里士多德学说，以致伽利略在后来的《对话》中把他当作哲学家的模式。在数学方面，帕多瓦大学在意大利所有大学中仅次于波洛那大学，甚至与伽利略竞争波洛那大学教授职位并获胜的马基尼也想首先获得帕多瓦大学的教授职位。　　帕多瓦距威尼斯陆路只有20英里，大约一个世纪以前，帕多瓦已由威尼斯君主管辖。威尼斯政府远比意大利其他各邦开明，这对帕多瓦大学很有利。除大学之外，帕多瓦还有一个活跃的知识团体，以潘因里的家为活动中心。潘因里收集了大量手稿和书籍，他经常在家中接待来访的权贵和学者，同时还经常邀请帕多瓦的文人墨客与这些人聚会。伽利略在潘因里家中住过一段时间，潘因里一直是伽利略的亲密朋友，直到1601年他去世。伽利略很可能是在潘因里的家中遇到萨比和红衣主教贝拉明的，他们在伽利略的科学生涯中产生了深刻影响。尽管他们在重大问题上与伽利略截然相反，但实际上他们极为尊重伽利略，这一点颇能说明伽利略的才能和个性。　　萨比是瑟维特会的一个修道士。1606年，他作为一名威尼斯共和国的官方神学家而一举成名。那一年，罗马与威尼斯在罗马天主教会有多大权力干涉世俗事务的问题上长期争执不休。后来，保罗五世听从其私人神学顾问贝拉明的劝告，停止了威尼斯的宗教活动。萨比则建议威尼斯政府无视这一教令，命令教士们继续活动，否则要受法律制裁。耶稣会会士被驱逐出威尼斯，其他教士留了下来，威尼斯的日常生活未受多大影响。当萨比和贝拉明唇枪舌箭争论不休时，实际胜利已属于威尼斯人了。这期间萨比遭到一次暗算，险些丧命，人们一般把这归罪于耶稣会会士。　　在此之前，萨比是一位学习哲学和科学的、活跃的、才思敏捷的学生，他以后也未停止过自己的研究。法布里修斯从事的静脉瓣的研究，对于哈维发现血液循环有重要的影响，据说是受到了萨比的启发。正是在他的笔记本里发现了最早描述伽利略的潮汐理论的记载；伽利略于1604年发现的落体定律和1609年发现的望远镜原理就是最先写信告诉萨比的。贝拉明是耶稣会会士，1600年罗马天主教宗教法庭以异端的罪名判决布鲁诺火刑，他就是当时法庭的红衣主教之一。把对布鲁诺的判刑与哥白尼学说联在一起并不足为奇，但布鲁诺的案情与伽利略的全然不同。　　布鲁诺确实是哥白尼的狂热信徒，但这即使真的与他的最终命运有关，也仅仅是间接的。布鲁诺梦想借助一种包罗万象的哲学在宗教上恢复宇宙的和谐。他就所有异端问题上诉教皇而被一再驳回之后，天主教宗教法庭的审判者终于把他的这种哲学判为异端。布鲁诺对判他死刑的红衣主教说道：“你们在宣布这一判决时肯定比我听到它时更为恐慌。”贝拉明决不会忘记布鲁诺作为被告面对驳回合法终诉权的判决所作出的清晰、正义的控诉。这也许影响了他在1615至1616年涉及伽利略的那个事件中的所做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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