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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当然，自伽利略的科学生涯伊始，他曾试图用因果推理来研究运动，在大学里他就受这种教育。但后来当他提出落体定律的时候，他却这样说：“现在似乎不是我着手研究自然运动加速度原因的适当时机，许多哲学家对此有着各种不同的意见即使对这些以及与这些类似的其他幻想加以检验和解决，也不会有多大收效。”

　　伽利略自然而然地放弃了因果推理。不过他从未放弃使用“原因”一词，因为这个词用得合理是非常有效的。

　　伽利略的科学不像亚里士多德科学那样是一个封闭的体系。与其说它是一些结论的集合，不如说它是一种方法，充其量只是包容了一些既无联系又不完善的结论：而且伽利略想，无论科学怎样进步，这些结论依然如此。他在1623年出版的《试金者》一书中说：“直截了当地说，我把科学当作能使人类进行研究的证明和推理的方法。我认为，这种方法用得越多，它教给我们的定理数量就越少，结论性的证明也就会越少。其结果是，它变得越完善，所具有的吸引力就越小，相信它的人也就越少。另一方面冠冕堂皇的题目和华而不实的言词倒能吸引人们的好奇心，而从不向他们提供一个真实证明了的、清晰的例子，使他们永远沉迷在虚妄与幻想之中，由此人们可能会从中领悟出其日常饮食是多么枯燥无味。”

　　伽利略所说的“日常饮食”指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它把所有物理学和天文学的结论按形而上学原则和逻辑程度排列出来，使人们能够从中找到自然界中曾出现的任何结果的原因。伽利略所说的随着科学的进步它的定理有不断减少的危险，这并不意味着绝对的减少，而是与自然哲学以及它要解释所有可见事物的宏大规划比较起来相差甚远。他说，相反地，“大自然中没有任何一个事物，即便是最微小的，能被我们最有才智的理论家全面理解。那种自命懂得一切事物的人实际上并不懂得任何事物。一个人只要曾经体验过一次完全弄懂了一件事情，并真正尝到取得真知的味道，就会认识到自己对其他无数多的真理毫无所知。”

　　伽利略上面这段话似乎自相矛盾，既然自然界中最微小的事物都不会完全被理解，而他却又说有些人已完全理解了某一件事物，并从中意识到这种真知带来的启示。这种表面上的矛盾从下面的引文中可以得到解释。他说：“我将说人类理智的确完全理解某些定理，因此在这些定理上人类理智和大自然本身一样是有绝对把握的。这些定理只在数学中才有，即几何学和算术；神的智慧所知道的定理的确比我们人所知道的多无数倍，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但是就人类理智确实理解的少数定理而言，我相信与神所理解的有同样的客观确定性，因为人的理智在数学方面完全达到了必然性，不会再有比必然性更确定的东西了。”

　　伽利略只指出了几何学和算术，有意排除了物理学和天文学，因为这两门科学牵涉到自然界的事物。用他的话来说，自然界的事物逃避人们对它们的完全理解。

　　但在数学证明中体验到的必然性使人们尝到了大自然在运动中展现出来的确实性。无论如何，通常联系数学与大自然所必须采用的手段既不确定，也不能随心所欲无条件地应用。他在《两门新科学》中说：“由运动物体的重量、速度和形状诸如此类的东西从不会得到坚实的科学，因为它们有无数种变化状态。因此，要科学地处理这样的事物，必须加以抽象化。我们必须发现和证明从物理障碍中抽象出来的结论，以便在实践中运用它们，至于它们的应用范围，经验是会教给我们的。”伽利略以这样的方式想象出实际经验与抽象科学的联系，这是科学革命的特征。关于哲学的未来，他在《对话》中说：“我们的争论对哲学本身来说只会有益无害，因为如果我们的见解被证明是对的，哲学就会取得新的成果；如果是错的，这些辩论会进一步证实原来的学说。所以不要担心，你倒是要为某些哲学家想想，去帮助他们，为他们辩护吧。至于科学，它只能前进。”

　　伽利略《对话》中的上面这段话是写给一位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的，他担心伽利略的科学会把哲学搞糟了。伽利略绝不幻想哲学家们会试图去了解他的科学，更不用说放弃他们自己的观点了。在《对话》中，他又说：“这么多伟大、精明、博学的哲学家是绝不会被一两个人的虚声恫吓所吓倒的。甚至都不用他们亲自挥笔上阵，单单靠沉默便可以使攻击他们的人普遍受到鄙视和嘲弄。要设想单靠驳倒一两个作家就能建立一种新哲学，那只是空想而已。必须要先让人们换换脑筋，使它能区别真理和错误，而这只有上帝做得到。”

　　伽利略也有过与培根和笛卡儿一样的梦想，希望用一种新的哲学取代只说不练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但与他们不同的是，他没有致力于提出一种新哲学。这对他来说似乎是不可企及的，只有当实际经验与我所说的实用科学结合起来，使人们更加充分了解物质的宇宙之后才能实现。实用科学于16世纪开始出现在大学之外，因为它对科学中法定讲授的自然哲学毫无益处。实用科学不同于应用知识，它把应用知识第一次系统化了。自然哲学早已结构严谨、首尾一贯了；任何增添或改动都会牵扯到形而上学，并会影响到其他的哲学。哲学的力量在于它的完整性和统一性，而同时必须让科学独立发展，以便多少有点提高。

　　如果知识只能以手抄的形式作为永久性记载，那科学就只能为大学所专有了。第一批印刷的书价格昂贵，篇幅有限，所涉及的主要是学者和神学家感兴趣的题目。像手抄本一样，这些书往往只藏于学术中心。

　　1500年前后这种状况有所改变。这时印刷商已遍布许多城市，他们为了赢利都希望自己的印刷生意兴隆。在威尼斯的曼纽修斯的带动下，他们开始发行廉价书籍，以赢得较多的读者；而且从一些新作者那里征求公众感兴趣的作品。在新教运动期间，公众的读写能力迅速提高，因为这时出现了许多与天主教宣传品对抗的短文和小册子，两方面都力争扩大教育面，以便使公众能读懂这些文章。由于印刷商的鼓励，作者大增，一些书写出来教育大众，另一些则传递了新的知识和实用信息。实用科学因此从学术中心散播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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