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利略(7)_应天故事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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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质料、形式、动力和目的是决定或驾驭万物的四种最基本的原因。它们规定了事物的内在本质，这样，事物的本质可以从它们在各种情况下表现出的偶然性中分辨出来。自然哲学的内容就是在这样的逻辑框架之内，对所见到的自然现象做出因果解释。　　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主要研究变化，他认为变化是自然界中最基本的特征，他说，不懂得变化就是不懂得自然。亚里士多德用来表示变化的词在拉丁文中译为“运动”，最后则局限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移动”。不知为什么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运动在逻辑上先于其他的变化，或者其他变化总是涉入或包含这种运动，但他的物理学并不限于研究这种运动。他对质的变化诸如铁在加热时，颜色从褐到红，从红到橙，从橙到黄的变化及生物随时间的生长变化同样感兴趣。　　从物理学转向宇宙学时，亚里士多德以月亮天层为界，将天空与以地球为中心，以火为最高层的宇宙的元素区域分离开来。在四种元素之外，天上的一切都由第五种材料——精华物质组成，与四种元素不同，这种物质不发生任何变化，只有运动——均匀完美的圆周运动。亚里士多德的宇宙学似乎直接由柏拉图的设想发展而来，其中经由尤多克斯作了数学推理；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两位哲学大师没有冲突。托勒密天文学全盘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宇宙学，只是把原来亚里士多德的均匀绕地的圆周运动改变为偏心的行星轨道和本能的运动。但在哥白尼天文学中，亚里士多德的宇宙学就没有立足之地了，因为哥白尼的天文学与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的基本原理相悖，认为地球本身在运动。因此二者之中必居其一，或者从根本上进行修正。　　在1605年到1644年间，大量著作在英国、意大利和法国相继出版，排挤了大学中的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这些书的作者是培根、伽利略和笛卡儿。　　他们唯一突出的共同点是，都认为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不是好的科学。当然早时已有人贬低这位哲圣，并为改进科学提出了其他的纲领，尤其是在16世纪；而到这个世纪末这个进程更是加速地进行。在17世纪上半叶，其他新的纲领相继出现。人们肯定会注意到，这时期是欧洲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新纪元，它的标志就是，在同一个时代，在三个不同的国度，出现了三位著名的思想家；虽然他们的立足点大不相同，但他们各自以坚实的基础向统治科学达四个世纪之久的亚里士多德权威宣战。　　由于人们只谈伽利略的贡献，所以强调他所经历的不平凡的道路是合适的，在这条道路上他做出了与培根和笛卡儿不同的贡献。培根和笛卡儿以他们的哲学思想闻名遐迩，他们的思想至今仍被称为“培根哲学”和“笛卡儿哲学”。后来欧美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几乎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他们。与此相反，伽利略只是以他对科学的贡献为后人所知。虽然一些科学家和所有的科学史家都熟悉他，但后来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　　由培根、伽利略和笛卡儿开创的文化史上的新纪元通常称作“科学革命”，有些人称它为科学的开端。　　17世纪是实用科学兴起的时代，虽然追求科学的事业是连续发展的，但实用科学不同于以往的那种为了科学自身的科学。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有意把实用性排除在外。　　他并非反对应用知识，只是称这种知识为技艺。　　他认为这种知识根本不能与科学知识相提并论，他把科学知识称为理论知识。从技艺引申出技术这个词，主要指科学知识的应用，从理论知识引申出认识论。　　认识论是一个专门讨论知识理论的哲学分支，无论是科学知识还是任何其他知识都在讨论之列。但是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技术与理论知识之间的差别并非是应用与理论之间的差别，而是在知识的来源和知识的目的上存在着差别。技术知识的来源是实际经验，其目的一般来说是要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科学知识的来源是理性，其目的是透过事物的原因来理解事物。　　“科学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消除这些分歧，使从实际经验中获得的知识与推理得到的知识结合起来。甚至不惜接受下一步该做什么的知识以代替对事物原因的理解。用文雅一点的话来说，这种做法就是以探索定律代替追寻原因。轻视探究原因使哲学家们感到不快。在科学革命开始之际就更是令哲学家们不能容忍。因为几个世纪以来科学或自然哲学的整个目的一直是判定事物的原因。例如笛卡儿就认为任何不追寻原因的作法都是不可思议的，因此他不假思索地反对伽利略的科学，就是因为伽利略没有研究运动和重量的原因。　　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用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或最后因解释自然界中的每一种变化。伽利略的物理学所研究的大都是局部运动，甚至只是地球表面上重物的局部运动。除此之外，他不打算作任何原因上的解释。这不仅能解释当时哲学家所关心的大多数问题，而且与亚里士多德的表述相抵触，也未提出取代亚里士多德表述的因果解释。这就是哲学家们何以轻视伽利略科学的原因，他们认为它极为肤浅，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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