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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

　　驳：大家一致认为，这个命题在哲学上也是愚蠢和荒谬的，考虑到神学的真实性，它至少在信仰上是错误的。

　　有趣的是，对以上两个命题都是作为哲学命题予以驳斥的。更有趣的是使用了短语“愚蠢和荒谬的”，而不是“假的”，也丝毫未提到天文学。他们可能认为天文学是受哲学家支配的。如果征求一下天文学家陪审员的意见，毫无疑问他们会支持裁决者，可以想象当时的多数天文学家陪审员对谴责伽利略是会投赞成票的。然而如果判决者是在征求了天文学家陪审员的意见之后才提出这样的谴责的话，那么今天的历史学家对于所做出的裁决就会责备天文学家而不是神学家了。

　　奇怪的是，对于这个反对在天文学中有科学见解自由的裁决，历史学家宁愿把它归罪于神学家而不愿归罪于哲学家。然而这正是哲学家怂恿神学家加以干涉的，他们相信神学家会站在他们一边。从伽利略当时的信件中可以看出，他相信宗教法庭不会偏袒任何一方；还相信为教会前途着想的神学家也会拒绝在关于信仰的文章中拉扯有争议的天文学问题。解释《圣经》的责任由神学家推给了哲学家使伽利略大吃一惊。

　　伽利略预料到一般人，甚至于一些教士会用《圣经》中的词句来支持亚里士多德的宇宙学，但教会官方会接受这样的观点却是伽利略没有预料到的。他在后来的《对话》的底稿中加了这样一些注释：

　　“论引入新鲜事问题。

　　“想要使上帝自由创造的心灵屈从于他人的意志，就会生出最严重的丑闻，对于这一点难道有人怀疑吗？

　　“竟想要使人们否认自己的感觉而臣服于别人的统治：

　　“竟允许那些对科学毫无所知的人去判决那些懂得科学的人，因此他们就凭借着给予他们的权威独断专行，这些就是能毁邦灭国的新鲜事。”

　　这些话是伽利略在数年以后写下的，但却代表了他对所发生的事件的看法，保守派教授们喜欢用革新这个罪名反对伽利略，对他们来说诅咒别人是件新鲜事。伽利略注释中的“他人”是指亚里士多德学派，“别人”是指亚里士多德本人，因为伽利略在《对话》中谈到奴役的时候就曾用过同样的语言。神学家把权力转让给哲学家，对伽利略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创新，是一个能毁掉好政府的创新。虽然文中没有指明邦和国代表什么，但在伽利略心目中它们无疑是代表教会，尽管他自己不敢把如此使人惊骇的预见写在纸上。

　　值得注意的是，裁决者并没有简单地把“认为太阳不动是愚蠢的和荒谬的”或者把“一致认为太阳是动的”观点作为谴责伽利略的理由。否则他们自己就要负全部责任。需要让他们裁决的问题并不是判断某些谈话是否愚蠢，而是要判断关于天文学的某种提法是否与《圣经》冲突。这必然要产生一个问题，有关的《圣经》章节究竟是讲比喻呢，还是试图要讲述天文学上的真理？裁决者把这个问题诉诸哲学来裁定，就是把《圣经》对事物解释的权力交给了哲学，而本来这些事物是可以由科学来解释的。无论是圣奥古斯丁还是阿奎那，肯定会说《圣经》的本意是支持那些被大自然证明了的天文学假说的，而不管天文学家们争执与否。这正是伽利略希望主事的神学家说的话，但他们反而说，《圣经》支持流行的哲学学派。

　　1616年2月24日，在宗教派法庭红衣主教的每周例会上宣读了裁决者的审理报告，然后教皇要求贝拉明告知伽利略，不可再坚持被谴责了的命题或为它辩护。如果伽利略无视劝告，那么宗教法庭的首席代表将当着公证人和见证人的面命令他不得坚持、辩护或“讲授”这些命题，免得宗教法庭加罪于他。

　　这个双重命令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伽利略无条件地服从，就不会下达给“个人的命令”，它要比官方公布的给所有天主教徒的一般指令严厉得多。

　　后来发生的每一件事都与“讲授”一词分不开。

　　如果下令不许伽利略以任何方式讲授哥白尼体系，那他必定连说都不能说。如果他没有接到这样的命令，那么他仍可以像其他天主教徒一样自由讨论哥白尼体系，只要他不把它当成真理去坚持或为它辩护，而只是把它作为纯粹的天文学假说。人们将会看到，伽利略最终受审，仅仅是因为“讲授”这个词，而他所做的全部辩护都旨在证明他并没有违反任何给他个人的命令。

　　对伽利略与宗教法庭代表会见的详情，说法不一，已经争论了一个多世纪，分歧的根源要追溯到与后来对伽利略的诉讼有密切关系的两份文件。第一份由公证人起草，或由公证人执笔，但没有签字，记录了在贝拉明红衣主教家的一次开会经过。会上主教告诉伽利略，教会反对地球运动而太阳静止的说法，因此不得坚持或为它辩护；接着法庭代表以教皇的名义宣布，对于所提到的那些命题，禁止伽利略以任何方式——不论是口头上还是书面上坚持、辩护和讲授。第二份文件是贝拉明主教为伽利略作保的保证书，贝拉明在保证书中只提到两条被谴责的命题，并要伽利略不要再坚持或为之辩护。

　　伽利略的拥护者断定第一份材料是伪造的，而支持教会的人则提出，贝拉明的保证书中尽是些模棱两可的话，旨在维护伽利略与任用他的托斯康统治者的关系。鉴于宗教法庭的记录不会被篡改，贝拉明也根本不可能撒谎，可能的话，我们应该把这两份文件都看作是真实的。从伽利略在后来的审判中未加任何解释的陈述看来，事件的经过大体如下：

　　1616年2月26日早晨，贝拉明红衣主教派了两名捕役到伽利略住处传唤伽利略。宗教法庭代表和一位公证人，以及一些多明我会神父不请自来，他们怕宽宏大度的耶稣会会士对伽利略的申辩宽大为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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