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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〇

　　夏末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到黑人示威减少的情况时，总统强调指出，应该利用一段平静的时期促成进步，而不能把这一时期看成运动已经结束。他十分坦率地解释说，示威之所以平静下来，部分是因为正在取得进展，“部分是因为……重要的黑人领袖们……认识到，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在街头上进行一次短促的示威并不能马上奏效……在某些情况下……尤其是极端主义的形式……（或）极端行动……他们等于是作茧自缚。”他在另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有些人老是讲示威的事，却从不提到解除疾苦的问题……你们不能只是叫人家‘不要抗议’，而仍旧不允他们走进你们的店门。”以前提到过的黑人要向华盛顿大规模进军的打算已经改变了。

　　他们也不在立法机构的旁听席上举行威胁性的静坐示威——总统强烈反对这种做法——而打算在华盛顿纪念碑草坪上举行一次和平的集会，并从那里再游行到林肯纪念碑。肯尼迪通过司法部、私人调解人员，以及象沃尔特·鲁瑟那样友好的支持者做了不少工作，使这次游行的计划尽可能不越轨并有实效。虽然他也怀有几分预料大难会临头的官员们的那种恐惧感，可是在支持游行计划，并承认游行有必要取得成功而不必由联邦出面干预这一点上，他却走在他的班子的前面。华盛顿和公园警察人员以及联邦提供经费的机构都对此行动给予一切便利。但这项计划仍然遭到攻击，说它是一次高压的、爆炸性的示威。但总统却把这次示威称作是“要求解除疾苦的一次和平集会……这是合乎我们伟大传统的。”

　　当游行的日期8月28日接近时，总统对这次集会会怎样和平地进行感到关切。美国纳粹党威胁要举行一次反游行，黑人穆斯林则反对这次游行，同时至少有一个黑人学生领袖准备发表演说，谴责总统法案是“不充分的”。数千名加班的警察集合待命，四千名部队在河对岸作好准备。许多担心出事的华盛顿人说，那天他们将呆在家里。有些国会议员要求为国会大厦提供保护。总统明确表示他将留在办公室里。他知道二十三万人的队伍是会作出多种反应的，这是一个冷酷的政治现实，所以他决定不在游行队伍前露面。他也不想在获得游行领袖们的报告前会见他们，只同意在那天游行结束后接见他们。

　　8月28日，一切进行得很顺利。华盛顿举行过的最大的这次公众示威游行所表现出的精神和自我约束使肯尼迪感到惊异，使全世界也感到惊异。来自各州各种族的参加者乘着各种交通工具到来。他们保持着热情的尊严感，唱歌、赞美，耐心地倾听了几小时的文娱节目和告诫性的发言。马丁·路德·金在林肯纪念碑的石级上发表了一篇最激动人心的演说。他一次又一次地高呼，“我有一个美好的梦想”，描述了将来和谐与平等完全实现的日子。

　　“我有一个美好的梦想”，总统在白宫欢迎这次游行的领袖们时对金这样说。他的梦想也就是他们的梦想，这次行动使他深受感动，对游行领导人A·菲利普·伦道夫非常钦佩。他说，这一天的动人而有条不紊的事件促进了他们的事业。随后，围绕着摆有咖啡和三明治的桌子，他把他们又引回到立法委员会、相互妥协和选民压力等的严酷世界里。他很怀疑国会的投票情况有任何变化。他很怀疑有任何种族隔离分子已经改变了立场。但他感到这次游行有助于把民权主义者团结得更紧。在如此庞大和焦躁的人群中竟然没有发生暴力行为，单凭这件事就在美国白人中唤起了新的兴趣，赢得了新的支持者。

　　民意测验表明，美国白人多数赞同肯尼迪法案，但它同时表明，多数人又感到肯尼迪走得太快了。北方郊区白人“强烈反感”的种种迹象被广泛地议论着。据说，加利福尼亚州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有些直言不讳的自由主义者私下反对在他们居住的地区和学校中实行种族融合。卢贝尔在伯明翰对1960年大选中支持肯尼迪的白人选民进行了一次调查，发现只有一个人愿意再一次支持他。特里·桑福特州长承认，如果在1963年11月举行选举，那末甚至温和的北卡罗来纳州也会失掉。“打倒肯尼迪兄弟”已成为那年秋天密西西比州长选举的一个口号。右翼共和党人在巴里·戈德华特的领导下占了上风。讽刺的信件每天涌向白宫。总统在审阅安德鲁·哈彻向重要黑人听众发表的一篇演说时，看到有一段话把他描绘成“决心要通过一个尽可能好的法案，不管这个法案在政治上对他有何种影响，不管他从全国各地、各阶层会招致何种指责。”他停了一下，微笑着写下了这几个字：“而且他已经招致一些指责了。”

　　肯尼迪不是不知道他的立场对他的党、对他自己的政治前途都是严峻的考验。他说，在1964年，这个问题“显然将成为一件大事。它造成了大量反政府的情绪……我可拿不准今天在南方我是不是最得人心的政治人物，但是这没有关系。”他毫不怀疑民意测验所表明的白人不满情绪是准确的。但是“你必须……经过一个时期以后……才能对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的运动作出一个判断……变革往往引起动乱……我感到惊奇的是竟然没有更大的反抗。我认为我们前进的速度是恰当的。”

　　私底下，他向一位黑人领袖说“这个争端可能使我落选，但我们决不回头。”在公开的场合，他仍然抱审慎而乐观的态度。他说，人民迟早会大胆地面对真理，而共和党人会继承林肯的党的传统的。他认识到他决不能收集起足够的黑人和自由派人士的选票（加上他已有的选票），以抵消这个争端使他在南方和北方损失的选票。但他仍然认为他会重新当选——地方候选人受的损害将比全国候选人受的为重——这个法案的通过会使群众情绪冷却下去，并让其他问题出现——而且无所作为所造成的爆炸性代价，肯定比他采取任何行动所带来的代价为大。

　　虽然他并不反对那些称他的演说和法案为“第二次解放宣言”的人，但是他本人却不热衷于进行比较。象第一次宣言那样，既由于必要，也由于信念，它正视了黑人在白人社会中的自由问题。象第一次宣言那样，由于它立足于说理与和解因而遭到了黑人和白人双方的反对。而且就象第一次宣言那样，它具有深远的影响，并受到疯狂的反对，但它仅仅是一个时代的开端。1963年，在纪念第一次解放宣言一百周年时，约翰·肯尼迪写道。“那个宣言仅仅迈开了第一步——不幸的是，宣言的作者没有活下去推进这一工作。”

　　◎第十六章　橄榄枝

　　约翰·肯尼迪处理外交事务的方式同他处理国内问题的方式截然不同。他在就任初期曾说过：“一个议案遭到失败和国家遭到毁灭这两者之间是有重大差别的。”外交事务一贯远比国内事务使他感觉兴趣。他作为总统，在外交事务上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也要多得多。在了解外交事务的细节、拟订可供选择的办法，以及从提出到执行一项议案的过程等方面，总统倾注的注意力也要多得多。外交事务远为严峻地考验了他的判断能力和执行能力，因为比较起来外交事务简直不大着重制订预算和立法计划方面的事，可是对无法预料和无法控制的事件需要作出反应的情况却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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