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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

　　此行目的是再一次更好地在现场了解亚洲的战后状况，这次在亚洲访问了上海、广州、香港、北京、东京、福岗、广岛、京都和汉城，约翰第三真正迷恋上了帮助重建世界一个主要部分的机会。对他，像对其他人一样，事情很分明，美国对外政策的焦点是在西方世界，特别是在欧洲方面，而美国政策对亚洲的问题和事务的注意是远为不够的。私人慈善事业和自愿的个人任务是在最需要援助的地方提供援助，政府往往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而忽视这些需要的地方，私人手段能冒犯政府和官僚主义不能犯的错误的风险，涉水渡海去提供援助。约翰第三曾始终相信这一点。

　　尽管太平洋上已发生战争，在1947年亚洲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依旧是一块陌生的土地。但是在现场，约翰第三能最清楚地看到，整个大陆除日本、中国以外，比西方世界所知道的生活质量要落后几个时代。把亚洲大陆，连同其政治、经济和政治的一切复杂情况，引入摩登时代，在约翰第三看来是极为重要的。这是他能够对之贡献时间、努力和金钱的事物。这是他能够促使洛克菲勒基金对之集中目标的事物。这是私人慈善事业的一项真正需要。在个人方面，他喜欢他在亚洲遇见的人士。他被他们的真诚、坦率、性情、气质和愿意接受西方帮助所感动。

　　约翰第三的特殊方针，集中在医疗、公共卫生以及新近的糖食供应上，他认为每方面对人类福利都有无上的意义。在日本、中国和朝鲜研究这些事情，和当地人士谈及东南亚国家一些现状时，他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在亚洲国家推进了医疗和公共卫生计划，高度的死亡率会大为下降，而死亡率降低了，人口就成比例地增加，造成更多的严重的问题：城市人口过多，对现有设备的需求越来越大，更重要的是对这些国家粮食供应的需求会越来越大。在这一阶段，洛克菲勒像松鼠在笼子里转，可怜无益费精神。它通过医疗和公共卫生救活的人愈多，呼号求助以维持最低质量生活的人就愈多。显而易见，问题的另一面是要多少减低人口的增长，这一自相矛盾的情况，理解起来很简单，但要解决却复杂困难。他瞥见了这个问题。

　　在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最初时期，日本、中国、朝鲜或者任何其他亚洲国家的人口，还没有可靠的统计资料，关于人口增长率肯定没有图表。然而人口众多在街头历历可睹，需要一大家子人耕种一块土地的传统方法是尽人皆知的。生育节制不仅是一个禁止涉及的课题，主要是亚洲大陆的穷乡僻壤还不知道有这个问题。

　　1947年10月，约翰第三回到美国，展望前途，对自己能在往后岁月里贡献精力的事业已不是一知半解。他以为大概这是他个人一直在寻求的事业。

　　但是他不是轻率从事一项事业的那种人。他和洛克菲勒基金的理事长和主要行政人员讨论了这一问题。他并不急于推动他心目中的事业，他仅仅把问题提出来，试探在各自领域里笃实工作、有杰出专长的人士的意见：一方面说明自己已经提出的理论，一方面问使人口平衡成为基金主要目标的一个领域和基金要造福人类的工作是否符合。使他懊恼的是，答案出来了：不，你说的事令人发生兴趣，而且当然很重要，可是朝此方向努力的时机似乎还不恰当。

　　当然有一些政治上的牵扯，计划生育尤其在一些天主教国家有一些道德上的问题，甚至对这个问题的规模和范围知道得还太少，而且特别是在战后的年头里，对增加卫生服务和粮食供应的需要太多，以致很难有足够资金去支持这一领域里的重大努力。总而言之，基金的各种人员都不认为亚洲或世界各地人口过多的问题超过了这些地区的其他需要，值得洛克菲勒基金转移资金去大攻这一问题。当然，这些内行都是医疗研究、公共卫生、农业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专家。人口或人口统计、人口趋势的研究，不属于他们的范围，而且众所周知，每个人都相信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努力园地比另一个人的重要。

　　约翰第三虽没有能说服他们，但必须说他们并不劝他放弃他自己的“信心”，认为人口激增是面临世界的重大问题之一，它是其他许多问题的基础，而关心这一人口问题的人太少。作为基金的一名受托人员，约翰第三本来可以把自己的建议提半年一次的受托人全体会议讨论。可是这不是他办事的方法。洛克菲勒基金有一传统，容许有能力的在职专家向基金提出他仔细作出的活动计划。受托人固然有职责决定基金要干什么和不干什么的政策，然而受托人和基金的各级人员之间有一条尊重别人的界线。不是专家的受托人采取一项贤明的方针，决不独断专行，命令专业人员应该干什么。如果曾经这么办过，他们就决不会保持下这套专家班子。受托人可以向这套班子随意建议研究方针，可是首先是这批人会去调查任何建议，随后把调查所得报告给受托人委员会。作为一名受托人，约翰第三认为自己在向基金提建议上处于特别微妙的地位。他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另一方面，既然他是约翰·洛克菲勒第三，自有其他一些方法解决这一问题。不是仅仅试图把自己的意见进一步强加于基金，他怀着低调去找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哈罗德多兹，向他解释这个问题和对此的关切，最后提出他想自己出钱请一位人口统计学家和一位公共卫生人员去远东跑三个月。他们的任务是考虑可能适用于亚洲国家的办法。远东的人口增长率究竟如何，有什么措施成功地制订人口稳定计划？约翰第三心目中有一位人口统计学家，富兰克诺特斯坦因，普林斯顿大学人口研究室主任，他早在1937年就见过此人。普大校长会见了他，诺特斯坦因博士说行，他将乐于去跑这一趟。约翰第三随即回到洛克菲勒基金，把他的建议递交基金理事长切斯特·巴纳德，后者表示同意。他提议基金的远东公共卫生事务处处长马歇尔·巴尔弗和基金的社会科学处副处长罗杰·埃文斯参加普大因此增派本校的远东问题专家艾琳·陶贝尔博士平衡这个小组。在这个阶段，巴纳德先生提议，由基金主办这个研究小组更合适一些，约翰对此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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