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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

　　然而约翰·洛克菲勒第三没有什么同辈，没有什么平等关系的人。他常在社交或慈善事业方面遇见的许多人似乎是染上“洛克菲勒病”，以致约翰第三依然对他声誉的高峰感到有几分怅惘。除了家族和长期共事的一个小圈子外，只有寥寥兄弟能够和他们敞开心怀，喝一杯冷冻啤酒，不用留神地谈心里话，或者感到完全和睦相处。伏尔泰曾经对自己的早年成名哀叹过：“一个人成名过早是多大的累赘。”约翰·洛克菲勒第三就毕生背着这个包袱。甚至在自己的弟辈中间，在不拘形式的家族生活中，他也感到额外的责任，身居五兄弟之长，佩着这个姓氏，挂着洛氏第三代名义的责任。

　　这一形式早就固定，而且约翰第三毫无异议地接受父亲的人生哲学和生活方式。就他来说，绝无问题要继续父亲和祖父开创的的工作。战后回家的时候，他已不再是父亲办事处的“一名办事员”。他是和小约翰·洛克菲勒一起工作的一位慈善家。财富和权力现成摆在那里，于是他就成为那份财富和权力的一名保管员和管家，他在那些岁月里业已学会如何明智而妥善地使用它去干尽量大的好事。干好这件工作本身就是一番事业，他从读大学起就被训练着干这番事业。只是干起来不像看起来那么容易。凭一时之兴或感情冲动乱花钱财或滥用权势，可能害大于得。一个人简直无法在所有穷苦的人身上花钱；甚至洛克菲勒家也没有足够的钱这样干。从来没有得到证实，单靠钱就能解决世界上的种种问题。世纪更迭以来，慈善事业已经历一条漫长的道路趋于成熟。约翰的父亲一向帮助在一些大规模的慈善事业方面采取团体经营的办法，交由一些能够胜任和知识渊博的专家独立执行。

　　因此约翰第三在40年代就不能到处花钱。他开始充当经过选择的慈善团体的受托人之一。

　　甚至在推卸掉某几项受托职责，把责任转交弟弟之后，约翰第三依旧保持着父亲创办的一些慈善事业的理事会里的大部分职位。他是洛氏慈善事业的确定继承人。他是“洛克菲勒家族的慈善家”。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他是长子长孙。

　　他觉得，他在公众场所一言一行的反响都不同于寻常人。随之，逻辑上他必须在自己的言行上极为小心。假使人们看来在听从他的每一句话行事，那在说这一句话之前要更加小心。他遵循他父亲的政策，对每一问题都要从各个角度，追根究底地进行审查。一项洛氏的意见是不应该轻易发表的。一项洛氏的意见，经过了认真的反复审核，一经发表，就具有原则性，能在此后长长的一段时间里管用。因此洛克菲勒这一姓氏一方面打开许多门户，被授予许多特权，另一方面也封闭了一些美好的远景。

　　约翰第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在走向何处和委身何事的问题上小心谨慎地前进。他想在他父亲所创办的那些基金、机构和理事会以外，自行大干一番。但是他知道他不应该独自猛冲。一个富人要欺骗自己，假使不比一个穷人容易些，至少也一样容易。他认识到此时是一个过渡时期，从战前的慈善事业学徒地位转变为某种新事物的时期，虽然他还不知道这一新事物结果将是什么。可是整个世界也处于过渡时期。每一个有思想的人、每一个致力于慈善事业或企业的组织、每一个政府都在重新审查今后走什么道路，把时代划分成战前的或战后的岁月。

　　作为这次重新评价的一部分，洛克菲勒基金于1946年主办了一次到欧洲去的旅行，去的人是约翰第三和康内尔大学的威廉迈耶尔斯。这两个人访问英国、法国、德国和奥地利六个星期，同政府内外的有识之士就洛克菲勒基金活动进行商讨。在登记证上标明致力于“全世界人类福利”的洛克菲勒基金，却是一个精明而讲求实际的企业似的团体，理事们相信现场调查而不相信书本知识。既然洛克菲勒基金的全部政策操在21名受托人委员会手里，约翰第三和迈耶尔斯院长返国后的报告就被认为对基金的将来方针有决定性作用。

　　约翰第三在他的私人旅行日记中提到提高所有欧洲国家生活水准的压倒一切的需要。在和一些英国人士的谈话中，他倒看出提高生活水准最大的需要不在欧洲，而在印度和中东。当全世界的注意力似乎集中在使欧洲从战争中复苏之际，印度、埃及和整个中东的生活水准在战后那些年里下降而不是上升。其原因很清楚：人口过多，土壤侵蚀，过时的土地使用传统以及工农业生产率在不断下降。

　　在法国，约翰第三注意到的最显明的问题是对德国和苏联的恐惧及人口下降和道德堕落。在被打得屈膝的德国，有必要重建民主政体，他以为采用一些教育和文化计划帮助德国人了解美国的民主作用能最好地完成这项工作。在奥地利，约翰第三认为洛克菲勒基金能在奥地利官员正在考虑的各项卫生、教育和农业计划方面积极活动。

　　第二年，1947年，约翰第三自费由阿瑟帕卡德陪伴去亚洲旅行三个月，周游中国、日本和朝鲜。帕卡德是他父亲在慈善事业方面的主要顾问，一向充当他自己举办的慈善事业的教师、导师和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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