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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

　　但与其说是天主教吸引了他，还不如说是利玛窦所传播的西方科学技术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回乡以后，徐光启一边教书，一边涉猎古今，尤其是注意当代问题。

　　1601年，徐光启再度赴京应试，但命运又一次和他开了一个玩笑。他本来名列进士榜第七名，但却因为考官糊涂，应取300名，却登录了301名，于是必须抽签以决定取消一名。恰恰是徐光启运走华盖。一气之下，徐光启又去韶州教书。1603年，徐光启在南京由罗如望神父施洗，教名保禄。

　　1604年，徐光启迎来了他一生中的重大转折，这一年春帏，他考中进士，开始步入仕途。徐光启20岁时中秀才，36岁中举人，考中进士时已是43岁，为科举功名共用去了23年时间。在未中进士之前，徐光启曾长期辗转苦读，在破万卷书、行万里路之后，深知流行于明中叶以后的陆王心学，主张禅静顿悟，反对经世致用，实为误国害民。所以他决意从传教士那引进西方科学技术。

　　1606年，徐光启在北京和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前6卷，次年译完并付印。《几何原本》是公元前4至3世纪古希腊著名数学家欧几里得著的几何教本，共13卷，1—6卷为平面几何，7—10卷为数论，11—13卷为立体几何。利玛窦首次将它介绍到中国来，此前瞿太素已译过一部分，但未刊印。欧几里得在书中所表现的那种严格的定义、完整的结构、前后一贯的演绎法、不依赖于数列的纯几何证明以及作图可行性的要求等等，都是中国传统几何学所没有或相对缺少的。从具体内容上说，《几何原本》也出现了许多对中国学者来说是新鲜的课题。

　　比如三角形的性质，两个三角形的全等角，平行线，与圆有关的性质，一般三角形的相似，黄金分割等等，都是中国传统几何学未曾有的。因此，《几何原本》前6卷的翻译，就被当时中国人视为一桩大奇事，他们从未见过这样论证明显的书。这次翻译的《几何原本》用的是利玛窦的老师德国数学家克拉韦乌斯的注释本，是利玛窦以前学过的课本，由拉丁文译成中文。

　　同年，两人又合作编著了《测量法义》，全书设15个题目，说明测量高深广远的方法。

　　徐光启考中进士的1604年是大比之年，应试的士子多达5000，加上他们的朋友，人数超过了3万。此外，还来了谋求官职的人，以及受到参劾的官员。利玛窦趁此机会竭力同已设有居留地的那些城市的官吏们联络，故意显示自己和皇上以及京城显贵的密切关系，希望以此遏制没有居留地的其他城市的人们对传教士的不满举动。为了吸引士子们，利玛窦举行了一系列传道活动，其中之一就是和在韶州等地一样，在天主教堂里陈列西方书籍以及千里镜、地球仪、简平仪等天文仪器。这年夏天，北京连续两个月大雨滂沱，大水泛滥成灾，官府赈济灾民，神父们也想奋力救济穷人，但苦于经费不足，心有余而力不足。

　　之所以出现经费短缺，是因为葡萄牙人的海上贸易受到了严重打击。首先是英国人的迅速崛起，海军舰队力量增长很快，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打得惨败。

　　之后，英国商船开始在海上横行。其次，荷兰人也拼命地想插手欧洲与东方的贸易。荷兰人认为要损害他们的死敌西班牙，最好的办法并不是在欧洲打击它，而是在远东破坏与西班牙合伙的葡萄牙的贸易。1602年，英荷联合舰队在印度洋科罗曼德尔海岸以外洋面上俘获一艘运送往销日本货物前去马六甲的葡萄牙商船，给予葡萄牙人的贸易以重大打击。1603年6月和7月，澳门商人又连遭三次灾难。先是运载一年收益的船，被荷兰人在新加坡海峡俘获，几乎与此同时，一般满载供应马六甲货物的商船也被抓去。

　　不久之后又有一次更为惨重的损失。1603年7月30日中午，日本货船“那保丸”号停泊在澳门港内，准备次日起锚。因为要远航，负责押运的官兵都上岸购物、游玩去了。傍晚时分，两艘荷兰武装舰船突然从隐藏的附近小岛出现，兵不血刃就掳走了满载着商品和财宝的货船。荷兰人为卸下船上的货物，整整忙碌了10天。这艘货船是澳门的主要生活资源所系，丢失了它就使得该港濒临毁灭，其损失无法弥补。从此以后，几乎没有一年荷兰人不设法拦劫从中国到日本或从日本到中国的货船。

　　这场灾难几乎决定了驻华传教团的生死存亡。范礼安认为：经费是现代传教团的支柱：没有经费，天主教传教事业，不管多么忘我献身，也不可能取得进展，甚至很难守住在异教地区取得的传道阵地。

　　宗教信仰的发展像任何人类事业一样，要发展就需要资本和劳动的结合，在传道事业中，一个传教士有了经费，就可以获得有良好训练的助手，就可以开办学校、药房，就可以行种种功德，从而单独一人获致比许多没有财源的传教士多得多的成果。经费的短缺已使驻日传教团陷于瘫痪。本来范礼安神父计划在中国的每个居留地配备三名神父、一名辅理修士和足够的衣食费用。同样的问题不仅使范礼安的计划不能实现，甚至可能使驻华传教团彻底瓦解。但范礼安又一次给予了利玛窦有力的支持。范礼安在1604年4月7日写信给耶稣会总会长说：“根据耶稣会的章程，我向咨议们陈述了我的加强中国居留地人员和经费的计划。他们都提出人力财力不足，表示反对；还要求把四个居留地撤掉两个，只保留北京和南京，增派传教士也暂停。虽然四面八方需要都很急迫，我还是决定这几个居留地一个也不放弃。同时，既然暂时没有更好的办法，就只派三位神父前往，使每个居留地都能有两位神父和一位修士，而北京是三位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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