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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

　　§第六章　利玛窦的历史性意义

　　历史上到中国来的欧洲人中间，也许马可·波罗和利玛窦是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两个名字了。

　　在近代以前，中国的学术思想和外界的大规模接触只有两次：一次是魏晋以来的佛学，一次是明清之际的“天学”。利玛窦作为正式介绍西方宗教与学术思想的最早、最重要的奠基人，在中国度过了他的后半生，他对发展中国和欧洲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我们先介绍一下利玛窦晚年写的《利玛窦中国札记》。手稿是利玛窦用他的母语意大利语写成的。封面上除了有“耶稣”、“玛利亚”几个字外，没有作其他说明，看来他并不一定要想把它公开刊行。1614年，金尼阁神父为了保存这份珍贵文献，便把它从澳门携回罗马。在漫长单调的旅途航行中，金尼阁着手把它从意大利文译为拉丁文，并增添了一些有关传教史和利玛窦本人的内容，附有利玛窦死后荣哀的记述。这个拉丁文本第一版于1615年在德国奥格斯堡出版，并改名为《基督教远征中国史》。拉丁文本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刊行后，在欧洲不胫而走。

　　根据原文本所翻译的各种文字译本不断出现；计有拉丁文本4种、法文本3种、德文本、西班牙文本和意大利文本各1种。不过我们中国人仍习惯把它叫做《利玛窦中国札记》。（以下简称《札记》）《札记》对于研究明代中西交通史、耶稣会入华传教史、乃至研究明史，都是颇有史料价值的。它的记述的真实性在于，撰写者本人是一个在中国生活了许多年而且熟悉中国生活的同时代的欧洲人。利玛窦在他的札记第一卷开宗明义便说明他的叙述和其他欧洲著者对中国的叙述的不同之处是：他是以亲身经历为依据，其他人则只能依靠道听途说的第二手材料。

　　中国和欧洲在古代中世纪很少有直接交往，所以彼此也没有什么直接的认识。欧洲人自古以来虽然知道东方有个丝国，但完全不清楚它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成吉思汗西征扩大了中国和欧洲交往的道路。13世纪以后，欧洲的传教士和商人开始陆续到中国来，其中最著名的首推威尼斯人马可·波罗，他的《马可·波罗游记》震动了欧洲，使欧洲人知道东方有一个强大的鞑靼君王，统治着一个土地广阔、民物繁庶的大国。随着明王朝的建立和中西交通的隔绝，中国在欧洲人笔下又渐渐成为了传奇。15世纪末欧洲通往远东的海上航线的开通，欧洲人对中国又产生了兴趣，相继出现了一些专述中国的书，但作者仅在中国作过短暂停留，又不谙汉语，有的甚至没有到过中国，他们只是将道听途说的记录下来。因此这些著述都不能和利玛窦记的第一手材料相提并论。

　　《札记》的第一卷用将近8万字的篇幅概述当时的中国。有关中国的名称、土地物产、政治制度、科学技术、风俗习惯等等，在这一卷中都有具体而细致的描写。第二卷到第五卷记述传教士们，主要是利玛窦本人，在中国传教的经历。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中国社会的实际和不同的阶层。他们不但在一些城市居住和生活过多年，而且旅行过许多地方。利玛窦以他灵敏的感受和一个外国人的局外旁观的态度，把他的见闻详尽地记录下来。他的这部叙述就是一部很好的明代中国游记，它在史料上的价值和地位可以说颇类似于亚瑟·扬的《法兰西游记》之记述法国大革命前夕法国的社会情况对于后人研究法国大革命史的史料价值和地位。

　　利玛窦明确地表示，他认为被称为丝绸之国的，正是他所到达的这个中国。马可·波罗和后来的方济各会传教士都曾叙及东方大国Cathay（震旦或契丹），但欧洲人始终就不知道这是中国北部的别名。直到利玛窦到北京后，在北京的四夷馆里曾和一些穆斯林相处，从后者的口里，他得知中国又叫契丹，才第一次肯定了马可·波罗所说的契丹或震旦乃是中国的别名，中国就是Cathay，或Khitai或Xathai。契丹原是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他们曾创建了强大的辽王朝，契丹名字后来被西方许多国家用来称呼中国北部，乃至成为对整个中国的称呼。这一重大的发现可以和亚美利哥·维斯普齐之证实哥伦布所发现的新大陆并不是印度相媲美，堪称近代初期西方地理学史上最有意义的两大贡献。

　　中国的地大物博和繁荣富庶，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已有许多描绘，但在利玛窦笔下却更给人以一种真实感。他写道：“由于这个国家东西以及南北部都有广大的领域，所以可以放心地断言：世界上没有别的地方在单独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可以发现有这么多品种的动植物。”并说：“我甚至愿意冒昧说，实际上凡在欧洲生长的一切都照样可以在中国找到。否则的话，所缺的东西也有大量其他为欧洲人闻所未闻的各种各样的产品来代替。”

　　马可·波罗完全没有提到并为当时欧洲人所不知道的茶，利玛窦作了简要的介绍：“有一种灌木，它的叶子可以煎成中国人、日本人和他们的邻人叫做茶的饮料。”“这种饮料是要品啜而不要大饮的，并且总是趁热喝。它的味道不很好，略带苦涩，但经常饮用却被认为是有益健康的。”另一种使欧洲人感到新奇的东西是漆，利玛窦说它是值得详细记述的东西，并且描写道：“涂上这种涂料的木头上可以有深浅不同的颜色，光泽如镜，华采悦目，并且摸上去非常光滑。”凡此都属于中西交通史和物质文化史上的可贵材料。

　　具有史料价值的记述，书中还有很多。例如书中谈到明末上海的情况说，上海县地方不大，户4万，人口30万，但其中从事纺织业者达20万这个数字未必可靠，但类似的记载均多为中国史籍所不具载，因此可以弥补中文史料方面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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