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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

　　对于第一个问题，利玛窦作为中西思想文化方面接触的第一个媒介者，他在多方面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他的历史影响也是深远的，可以说一直影响到近代。例如，欧几里德《几何原本》于19世纪60年代由李善兰补译完成，就可以说是直接上承徐光启、利玛窦的未竟事业的；利玛窦之所以被赐予葬地就是大臣叶向高上表说利氏翻译了《几何原本》，可见人们对此书的重视。他传来的西方科技确实是大大丰富了当时中国学者的知识，开启了他们的眼界，特别是天文历算、舆地、水利和火器等几个重要方面涌现出一批专门著作，都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

　　欧氏几何及其演绎推论的思维方式，在中国思想史上开辟了一种崭新的方法和境界，格里高里历法的传入，即所谓西法新历或崇祯历法，是从清初一直使用到近代的，天算知识是当时传入中国最重要的贡献；他带来的世界地图第一次使中国开辟了视野，获得了世界眼光，看到了整个地球。水利方面，著名的《泰西水法》虽成于熊三拨和徐光启之手，但也可以说是完成了利玛窦未竟之志。火炮的使用则不仅当时有专书介绍，而且还在明末的战争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另外，望远镜的传入并使用于天文观测在中国科学认识史上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事。尤其是明人为学素以空疏著称，但到了明末清初中国的思想与学风却经历了一场大转变，由明心见性的空谈变为讲求经世致用的实学，下开清代的朴学，形成了对明学的一种反动；其间西方科技的知识不可谓不是重要的契机之一。清代的学者大师如梅文鼎、王锡阐以至戴震、江永、焦循、阮元，几乎没有一个不是深受西法天算的影响的。利玛窦同时又是开始正面地把中国历史文化介绍给西方的第一人。自他以后，介绍中国历史文化的书籍逐渐在欧洲流传，开阔了西方学者的眼界。所以，虽然利玛窦的主观意图在传播宗教，但客观上所起的中外文化交流的作用和输入西方知识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事实。

　　然而又正是由于其主观意图在于传播宗教，所以利玛窦世界观的落后性就显得惊人的突出。从他的世界图像直到他的思想方法论，仍然紧紧局促在中世纪传统的神学框架之内。他的一系列有关科学的著作还在宣扬九重天或十重天的地球中心的世界图像，还在宣扬中世纪继承于古希腊的四元素说，特别是在思想上还在教导着神学目的论的思维方式，这简直是和近代思潮相对抗。因为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可以说就呈现两种文化的对抗和斗争：一方面是以培根、笛卡儿、哥白尼、伽里略为代表的科学与民主的近代文化，一方面则是以经院神学为核心的中世纪文化。

　　利玛窦虽然也带来了一些近代的新器物，但其整个的思想理论体系却是陈腐不堪的经院神学，是与近代思想和科学格格不入的。利玛窦的世界观，比起同时代的中西哲人如笛卡儿之强调上帝也要服从自然的铁的规律或徐光启之力图追求自然哲学中的数学原理来，其间的距离简直是不以里计。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也论证过利玛窦的世界观要远逊于当时中国学者的水平。所以，在利玛窦那里，科学是手段，传教是目的，以及他的思想违反当时先进科学思潮之主流，这一点更多的要归咎于他所代表的社会势力，是不以利玛窦个人的才能和意志为转移的。

　　对于第二个问题，利玛窦的传教活动，最后可以说是一场失败，他不但没有能用中世纪天主教神学思想体系来改变或者取代中国传统的思想体系，而且就其对中国思想的激荡与影响的规模和持久而言，也远不能望魏晋以来的佛教思想影响的项背。明末清初的天主教思想随后弄到几乎是光沉响绝的地步，直到19世纪中叶基督教传教士才重新拾起300年前耶稣会传教士的余绪，而又重新开始。从根本上说，其缘故很大程度上在于佛教和天主教二者所传来的时代不同；17世纪不仅西方的科学和思想已正式步入了近代，中国历史的主要课题也同样在于完成这一由中世纪向着近代的转化，而耶稣会传教士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却从根本上不可能有助于这一历史使命的完成。

　　利玛窦到中国不久，就采用儒冠儒服，一面介绍西学，一面学习汉语，钻研中国典籍，研究中国的宗教和习俗，极力揉合（或者说附会）中国的儒家学说，进行他的“合儒”、“补儒”，最后是“超儒”的工作。

　　这是他获得成功的秘诀所在。他尽量利用中国的传统文化：上帝的名称他煞费苦心地选用了中国古代的“天”的概念，使“事天”“奉天”的“天学”看来好像并不是一种外国人所强加于中国的外来宗教，而是某种中国原来就有的东西。在中国传统思想里是没有像西方神学那种创造和被创造的逻辑的；但利玛窦却以移花接木的办法，利用中国的敬天观念，把天的主宰说成就是“天主”，自称是在宣扬“天教”或“天学”，这一论证手法可谓相当巧妙。他又把儒家区别为先儒和后儒，标榜要把人们从误入歧途的后儒引回正确的先儒那里去。

　　在策略上，他联合儒家反对佛教和道教的偶像崇拜，但对孔子的崇拜和祖先的崇拜却并不视为偶像崇拜。这种与中国传统实行妥协和利用的策略使他成功地进入了北京宫廷，然而中国朝廷却始终把他作为客卿来看待，严格限于只使用他的技术；而中国士大夫所真正感兴趣的，主要地也仅限于向他们学习科学知识。所以利玛窦的传教事业始终发展不大，最后几近于全盘失败。但利玛窦那种百折不挠、坚定顽强的开拓精神是值得人们敬仰的。在天主教社会，利玛窦也作为远东传教的开拓者之一而受到永久的尊重。

　　总之，利玛窦有他的历史局限性，但即使在今天看来，他仍不失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个最重要的人物，他的影响不可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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