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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

　　从著书者、才智之士到名贤先哲、儒者，卢梭的理论逐渐被赋予了儒学的意味，卢梭也由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变成了晚清儒者，这是一条异国形象本土化的道路，形象中原有的客观因素逐渐隐没，而虚构的成分却愈来愈多，这种以想象和虚构为主的形象，确切说来，应被称作“幻象”。

　　（二）医国国手——工具化的卢梭

　　留日学生杨廷栋根据日本原田潜译本重译了《民约论》，这是此书首次由中国人自己译出。译文刊载在《译书汇编》上。1902年，杨译又以单行本问世，“从此茫茫大陆，民约东来。④”对于这个译本，熟谙法文的马君武（1881—1940）曾评论说：“1902年杨廷栋据日译成四卷。日译已多错误，杨译更讹谬不能读。①”在另一篇文章中，马君武又评《民约论》：“今中国译本，无一语能道其义者，且全书无一段与原本符者，译者固不知卢氏所谓，读者亦不知译者所谓也。②”马君武的评价未免苛刻，但他仍说出了一个事实：晚清时期，国人翻译西方社会科学著作普遍缺乏忠实于原作的观念，知识界对西学的运用，抱有明显的实用目的。

　　④咽血咙子，《民约通义·序言》，转引自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第307页。

　　①马君武，《民的论译序》，载《马君武集》（1900-1919），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第300页。

　　②见上，《帝民说》，第227页。

　　章太炎（1869—1936）这样的著名学者在他的名著《訄书》（1904）中是这样谈论卢梭的：“路索穿窬脱纵，百物无所约制，以是深观，得其精和，故能光大冥而极自由。③”这里，偷窃（穿窬）与自由似乎有着因果联系，这样的议论太过牵强，而太炎先生意犹未尽，在另文中他又说：“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者，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诸君且看那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可不是有神经病的么，那提出民权自由的路索，为追一狗，跳过河去，这也实在是神经病④。”卢梭患被迫害狂症之前，其主要的理论著作已经完成，已成“大学问大事业”，并非因为得病才写出好文章，章太炎曲解卢梭，主要的用意是将卢梭作为范例，来宣扬他自己激烈的反清主张。晚清时期，“卢梭狗”的掌故为知识界所熟知：“（卢梭）方其幼稚时，尝游行道路，见小犬为大犬所凌噬，不堪其虐，猝然发怒，驱逐大犬，遂涉川逃去，不能自已，自投水追之。①”这一段描述是为了说明卢梭“其爱自由比食色更重要，其憎压制比死苦更深。②”此类简单的附会难以将真实的卢梭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如同章太炎一样，作者也是在让卢梭现身说法，为自己的主张做宣传工作。

　　③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第133页。

　　④章太炎《演说录》，载《民报》第6号。

　　①②忧患余生（连梦青），《卢梭狗》，载《新民丛报》第7号。

　　在梁启超（1873—1929）笔下，卢梭形象一度服务于他的“破坏主义”。梁氏说：“欧洲近世医国之国手，不下数十家，吾视其方最适于今日之中国者，其惟卢梭先生之民约论乎？③”在另一篇文章　《卢梭学案》（1901）的结尾，梁启超所加的按语，表明他当时瞩望用卢梭理论实践于现实的中国：

　　③梁启超《自由书》，载《饮冰室合集》专集2，中华书局，1936，第25页。

　　我中国数千年生息于专制政体之下，虽然，民间自治之风最盛焉，诚能博采文明各国地方之制，省省府府，州州县县，乡乡市市，各为团体，因其地宜以立法律，从其民欲以施政令，则成就一卢梭心目中所想望之国家，其路为最近，而其事为最易焉。果尔，则吾中国之政体，行将为万国师矣④。

　　④梁启超《卢梭学案》，载《饮冰室合集》文集3，第106页。

　　梁氏认为中国“民间自治之风最盛”的说法尚需商榷，而卢梭《社会契约论》所推崇的小国民主与中国的大国民主之间，也还有不少理论问题没有解决。所以梁启超对卢梭理论在中国命运的期望，乌托邦色彩很重，缺乏事实依据。《卢梭学案》全文除了按语外，都直接征引自日文，日文又直译自法文。这篇文章不能算梁启超所作。梁氏最初把它发表在《清议报》上，不久之后，又更名《民约论巨子卢梭之学说》，刊载于《新民丛报》，这显然是为了扩大宣传效果的需要。

　　作为“医国之国手”，卢梭明显地被梁启超工具化了。到了邹容（1885—1905）那里，卢梭的民约论又被称为“灵药宝方”，此适成为梁启超的一个注解。

　　邹容的《革命军》（1903）曾经极大地激励过晚清的知识界，这篇政论受到民约论的决定性影响。邹容在日本留学时读过卢梭的著作，震动很大，“惟思为法国大英雄卢梭后第二人”，“自比法国卢梭”。①《革命军》中的一些表述可说是《民约论》的翻版。邹容在文章中热烈地讴歌卢梭：

　　①邹容《邹容集》，重庆出版社，1983，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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