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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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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卢梭幻象生成的原因 晚清知识界卢梭幻象的生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幻象背后,隐藏着历史的和时代的际遇,抛开这些际遇,我们就难以解释为何在此时、此地,幻象以如此形态呈现。考察卢梭思想与历史和时代的铰接方式,有助于我们揭示幻象生成的原因。 (一)法国大革命对卢梭的政治诠释 卢梭一生坎坷,晚景更是凄凉,但他死后不久,他的思想便开始复活并急剧升温。法国社会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贫民百姓,不少人把卢梭当作道德上的偶像,当时科学院的一些征文,纷纷以《卢梭颂》为题。 在法国大革命中,卢梭的政治理论付诸实践。《人权宣言》的核心就是卢梭的人民主权和社会平等思想,《宣言》中的不少内容几乎照搬卢梭的原话。大革命中的一些著名人物是卢梭的忠实信徒,如马拉(1743—1793)、圣鞠斯特(1767—1794)、蒲佐(1760—1794)、布里索(1754—1793)、罗兰夫人(1754—1793)等。雅各宾派的领袖罗伯斯庇尔(1758—1794)更是把卢梭当作精神导师。他的演说风格,甚至词句都深受卢梭的影响。以他为首的雅各宾派,在国民大会辩论是否审判路易十六时,引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认为路易十六破坏了社会契约,应该按照公意审判他。到了雅各宾专政后期,罗伯斯庇尔越来越多地应用卢梭的政治理论,他的“最高主宰”崇拜可说是卢梭“公民宗教”的翻版。卢梭在大革命中受到富于宗教激情的崇拜,被尊为“圣人”。1794年,卢梭的遗骸被安放到先贤祠,葬词写道:“他的生命将标志一个道德光荣的新时代,而今天,这一祭奠神灵的行为,这一全体人民的和声,这一辉煌的庆典,只是一种勉力偿还。”与18世纪法国的其他启蒙思想家相比,卢梭是在大革命中最受推崇的一个。他的“主权在民”思想使他有别于孟德斯鸠(1689—1755)、伏尔泰(1694—1778)等人,而更符合大革命的精神氛围。卢梭不排斥群众暴力手段的态度也与革命并行不悖。法国大革命对卢梭的诠释,基本上确定在政治领域,而且革命本身通过与卢梭理论的密切关联,强化了卢梭形象的政治意味。这也为以后其他许多国家对卢梭的理解确立了方向,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法国大革命是卢梭幻象化的开始,是晚清知识界卢梭幻象的策源地。 晚清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介绍颇多,知识界对此也较早就开始关注。由于卢梭与法国大革命的这种关系,当时涉及到卢梭的文章中常提到大革命,所以才会有将民约论作为革命理论,将卢梭本人作为革命者的理解。因此我们可以明白,邹容为什么在《革命军》中那样热烈的欢呼卢梭,蒋智由(1866—1929)的《卢骚》诗中为什么会有“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这样的写法了。 (二)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影响 黄遵宪是知识界较早关注卢梭思想的人物,他在19世纪70年代,曾任清政府驻日使馆参赞。受到正在日本流行的自由民权运动的影响,他后来写道:“初闻颇惊怪,既而取卢梭、孟德斯鸠之说读之,心志为之一变,以谓太平世必在民主。”日本在晚清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起了不容忽视的中介作用。在对卢梭思想的接受方面,这场自由民权运动对卢梭幻象在中国的形成影响相当大。 前文曾提到,国内出版的第一个《社会契约论》的汉译本《民约通义》,就是日本中江兆民所译,该译本原名《民约译解》,用流利的汉语译成,1882 年连载在法文学塾刊行的学术杂志《政理丛谈》上,不久印成单行本。虽说早在1877年,服部德就将《社会契约论》译成了日文,但真正使民约论在日本风靡的,是中江兆民的译本。中江娴于法文,他的译文忠实于原著,注解则用来阐发己意,他针对君主专制政体,发表了不少倡导民主的议论。此书成为自由民权运动的理论根据,中江兆民也因而被称为“东洋的卢梭”。自由民权运动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植木枝盛(1857—1892),也是卢梭思想的积极倡导者,他为一般民众所写的启蒙读物《民权自由论》(1879)对卢梭的思想作了简洁有力的解说: 卢梭曾经说过,人类生下来就是自由的,人可以说是自由的动物。那末,人民的自由虽可用法律加以保障,但它原是天所赐予,为任何人所必不可少的。如果有人不取这天所赐予的自由,那就是对天犯了大罪,对自己又是莫大的耻辱。 而文章的末尾结束得也相当激烈:“专制政府……真是卖国的魁首。”植木对卢梭思想的理解最后也免不了工具化。但比较而言,作为一个思想家,他还是冷静的。当时日本许多人把西学当成时尚,以至有不少打着西学名目的笑话(这跟中国知识界把卢梭作为口头禅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浴池有自由澡塘,自由温泉,点心有自由糖,药店有自由丸,饭店有自由亭,其他自由评书、自由跳舞、自由帽子”,不一而足。像这种机械粗糙地引入西学,显然会妨碍人们对卢梭原形的理解。晚清时期,大批知识界人士留学日本,他们了解的卢梭,主要来自日本自由民权运动时期对卢梭的宣传。冯自由(1882—1958)的《革命逸史》初集中有关于留学生活的描写:“除上课外,专在图书馆翻阅该国维新时中江笃介(摘按:即中江兆民)所译之《法兰西大革命》、《民约论》等书,革命思想,沛然日滋。”当时留日学生组织的社团、出版的刊物,经常宣传民约论,前文论及的《民约论》第一个国人译本就发表在东京出版的《译书汇编》(1900—1901)上。卢梭幻象的诸多构建者,如邹容、梁启超等都曾在日本居留,而像《血痕花》这类小说,也是在日本出版的。可以说,日本对晚清知识界卢梭幻象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中介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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