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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

　　然而，为了抚慰张伯伦等英国政治家对＂永久中立法＂的失望和不满情绪，赫尔和他的副手萨姆纳·韦尔斯在致张伯伦的信中经过论证得出结论说，＂永久中立法＂实际上给予了美国总统＂相当大的自由决定权＂——当他发现两国之间处于战争状态时，只是对武器、弹药和战争物资实施禁运；如果一旦出于美国的安全的需要，他可以对所有其他的货物实行＂现购自运＂原则，即他可以在运往交战国的货物离港前坚持对这些货物实行其权限；而且，他还可以禁止用美国船只装运某些物资，等等。

　　该法受到了美国进步力量广泛而强烈的抗议。当意、德先后有组织地派出30万正规军以志愿兵名义协助佛朗哥作战时，美国的不少工人和青年学生都倾向于支持和同情西班牙共和政府。他们除了募款和筹备援助的物资外，还在1937年春组织了一支医疗队伍和3000多名美国志愿军前往西班牙参加政府军作战，其中林肯纵队和华盛顿纵队的1800名美国青年，为西班牙的民主事业献出了生命。正如欧内斯特·海明威在其名著《丧钟为谁而鸣》（又译《战地钟声》）中所言，西班牙的丧钟不仅仅是为这个不幸的国家而鸣响的。意、德法西斯事实上的侵略已对整个西方文明传统构成了威胁。无数揭发出来的事实已经证明，西班牙内战已演变成为法西斯强国侵略西班牙的国际战争。

　　此时，值得注意的现象在美国出现了：正是象征国会中孤立主义势力的参议员领导了一场要求禁止美国运送军火卖给柏林和罗马的运动，而罗斯福则反对奈的提案。不少＂国会议员、个人和机关团体＂也强烈要求美国对柏林和罗马实施武器禁运，西班牙民主共和国的支持者发动各个组织如北美支持西班牙民主委员会、美国反战及反法西斯联盟、美国学生同盟、工业民主联盟、共产党，向罗斯福发来电报、信件、请愿书，要求对佛朗哥的外国后台实施中立法。甚至一些原来相当顽固的孤立主义者也认识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正在利用西班牙＂内战＂作为他们准备发动世界大战的试验场，民主政府所受的威胁比中立教条更为紧迫。他们同时要求取消自西班牙政府军禁运武器。15名著名科学家联名请求罗斯福总统解除对西班牙共和国的禁运令，以＂拯救世界，使之免于堕入法西斯的深渊＂。摩根索和伊克斯两位部长也支持这一运动。

　　然而，罗斯福总统这时却引人注目地退却了。平原因值得深思。首先，英国反对罗斯福这样做。基于竭力要把战争局限在西班牙境内和某种反对苏联的考虑，英国宁愿佛朗哥获胜。艾登深信，如果佛朗哥获胜，只要不损害英国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利益，只要＂不干涉委员会＂继续有效地发挥作用，全部的问题不过是西班牙人统治西班牙。同时，也就不能认为西班牙已经同外国处于战争状态，而扩大美国的禁运或取消对西班牙政府的禁运只能使事态复杂化。受到此观点影响的宾厄姆大使也劝告罗斯福不要贸然扩大禁运。他认为，只要对德、意实施中立法，就必须对苏联和法国实施；同时此举将使英国无力把战局限制在西班牙境内。宾厄姆的继任者约瑟夫·肯尼迪大使也告诫罗斯福，称此举极有可能使战争蔓延到世界其余地区。

　　其次，罗斯福有着极为隐秘的实用主义的用意。他一向对国内的舆情比较敏感，他清醒地看到，国内主张中立或对欧洲事态漠不关心的人数占了2/3以上。同时，支持和同情西班牙政府军的人数与亲佛朗哥的天主教徒的庞大集团相比，简直微不足道。民意测验表明，支持佛朗哥的天主教徒，其比例为新教徒的此项比例的4倍多。罗斯福私下对伊克斯部长说：解除禁运＂就会在来年秋天失去每一个天主教徒的选票，民主党的国会议员对此深感不安，希望不要这样做。”

　　伊克斯在《日记》第2卷中写道，罗斯福等于向他泄露了＂这历来最污浊、最卑鄙的隐秘。”同时，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反对奈的议案，并将之搁置起来，这也给罗斯福的退却提供了客观上的便利和借口。但是，老练的罗斯福一直没有正面断然回绝要求取消对西班牙政府军禁运的要求，也一直没有正面地断然回绝要求扩大禁运的要求。他总是在说，只有当德、意的军事行动＂确实无疑地被明确宣布、或被承认、或被证明＂了，他才能按中立法行事。他声称要等到德、意两国＂政府正式承认参战或对此发表官方声明＂的那一天。到7月初，他甚至认为只有在发生全面欧洲战争时，才能对柏林和罗马实行禁运。

　　从让人放风说要召开一次商议和平裁军问题的首脑会议，到这种＂谣传＂传开后自己却在不置可否中静观各种试探的反应；从反对国会制订中立法到主动提议修订中立法，直至反对奈的提案，罗斯福似乎有些自相矛盾的表现给人一种模棱两可、难以捉摸的印象，也似乎很难再用＂国际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或者甚至＂孤立主义者＂的固定概念对其予以定位。总之，素来善于迂回、妥协、观察舆情、相机行事以及保护自己的罗斯福采取了一条集实用主义与机会主义于一体的不敢正面前进的道路。这种行事风格上的灵活性所造成的摇摆在一定意义上冲淡、销钝了人们惯常所认为的他那种威尔逊式的国际主义。这使罗斯福在时机适宜的条件下不得不花费加倍的精力和代价去从头做起，以补偿这种退却所造成的负面损失或影响。

　　总之，1937年春夏期间由罗斯福授意而展开的一系列庞杂、琐细的私下里的和半公开的外交活动，基本上一事无成。有不少内容仅仅停留在口头许诺或意向性的、不着边际的试探和讨价还价之中；在更多的内容方面，罗斯福给世人一种默许美国退出世界舞台的印象；在对待西班牙的问题上，他最终与伦敦一样地宁愿接受佛朗哥的胜利，也不愿冒发生更大战争的危险。”道义＂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看是否实用。对此，美国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评价道：“不管它是否在实质上促成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毁灭，随之而来的却是西班牙长枪党和法西斯叛乱在那个国家的胜利和佛朗哥独裁者的上台。罗斯福总统迅速地对佛朗哥政府给予正式承认，鉴于总统自称是遵从民主原则的，这就很令人吃惊了。”罗伯特·达莱克也认为，罗斯福在关于西班牙问题上的一系列政策的确在实际上鼓励了侵略者，“而这种侵略原本是他如此渴望去加以防止的。”

　　1938年1月10日，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再次向罗断福提交了他精心规划的绥靖计划，这次比1937年10月6日的方案更为详尽。该计划表明，美国总统将与其他大国磋商，征询他们对召开一次世界性会议的态度；会议将确立新的基本规范和国际行为准则、讨论军备限制并审议降低关税及其等获取原料等问题；如果各国表示赞同，美国就将把美洲各共和国和欧洲较小国家的代表召集到华盛顿，起草关于这些问题的国际协定；然后将协定送交其他大国，请他们予以认可。韦尔斯认为自己的这个绥靖计划是一个充分考虑到局势中的政治现实的、为公众舆论所更能接受的、并且是与英德谈判并行不悖的有价值的行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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