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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斯福迅速地认可并接受了韦尔斯计划。两天后,罗斯福将略加修改的韦尔斯计划秘密地告知了张伯伦。但张伯伦担心美国此举将把他与德、意和谈的主动权从自己手中拿走,张伯伦在这种和谈中已预定了自认为是上策的打算。他准备答应德国改变《凡尔赛条约》造成的现状的要求,并初步决定牺牲捷克斯洛伐克,还希望德国充当反苏先锋;对意大利,张伯伦打算正式承认其对埃塞俄比亚的征服。因此,张伯伦立即复电回绝了罗斯福的韦尔斯计划,即美国牌的绥靖政策。罗斯福虽然怀疑张伯伦牌的绥靖政策是否能息事宁人,但他并不想阻止它。罗斯福甚至承认,在欧洲实行一些政治方面的绥靖是必要的。

  面对英美的不同程度的绥靖政策,希特勒似乎摸透了对手的心理或抓住了对手的弱点,得寸进尺,加大了侵略步伐,提高了要价。当4月份英、法、美在事实上承认了德奥合并时,只有苏联对德国进行了谴责。4月16日,英国正式承认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占领,美国也在国务院的坚持下予以了承认。当9月15日张伯伦首次赴德同希特勒会谈时,赫尔国务卿公开声称:“所有深切关心保持和平的国家都以极大的兴趣注视着英国首相和德国总理今天举行的历史性会晤。”在英法逼迫捷克斯洛伐克割让领土的过程中,肯尼迪大使表示赞成,驻法大使布利特,也力主迫捷让步。罗斯福面对苍老的捷克总统爱德华·贝奈斯向他发出的吁请和求助,无动于衷。他的态度似乎模棱两可,他既对张伯伦的绥靖计划深表不安和惋惜,但又不希望捷克人进行抵抗,并表示倘若英国方案能奏效,他是首先为此感到高兴并向张伯伦祝贺的人。他只是利用在加拿大安大略省金斯敦女王大学的一次演说,声明美洲已不再是遥远的与大洋彼岸的争端毫不相关的大陆,并保证如果加拿大领土遭到任何其他帝国的威胁,美国人民是不会袖手旁观的。

  罗斯福希望他的这种表示能够对希特勒产生一些影响,但他又害怕把事情闹僵或扩大化,急忙辩白这些话只是针对邻国加拿大而说的,并无他意。他甚至在私下里承认,他这次演说即使换一个50年前的美国总统也是寻常之举。9月26日凌晨,罗斯福以个人名义分别向希特勒、贝奈斯、张伯伦和法国总理达拉第发出呼吁,请求他们不要拒绝谈判,"这种谈判是希望以和平的、公正的和具有建设性的方法解决所争论的问题的。”同时他声明,为了避免在国内产生不良影响,"美国与此没有政治纠葛"。

  9月27日希特勒对罗斯福的回答以及他在讲话中的恶毒咒骂,表明他毫无退让之意。罗斯福便在当天下午向墨索里尼呼吁,请他帮助促成谈判解决。当晚他又向希特勒发出第2封信,建议立即在欧洲一个中立地点开会。次日,希特勒转变了态度,邀请张伯伦、达拉第和墨索里尼参加慕尼黑会议,张伯伦立即接受了邀请,罗斯福打电报称这位英国首相是"好样的!"30日凌晨,4国首脑签订了德国事先拟定的《慕尼黑协定》。张伯伦向国民挥动着英德宣言的文本说:“我相信这就是我们时代的和平。”

  当签定《慕尼黑协定》的消息传到美国时,大多数人都在宽慰中松了一口气。《纽约先驱论坛报》宣称,应当用"衷心的掌声"来欢迎张伯伦"谨慎周到的正直"和"自我牺牲的热诚"。孤立主义分子则将《慕尼黑协定》看成是支持他们论点的又一活生生的事例,因为它似乎看来证明,欧洲各民主国所关切的仅仅是它们自身的利益。纽约《邮报》当时评论道:“如果这场超级大出卖还不能迫使华盛顿当局回到我们的孤立政策上来,那就唯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大家了!"副国务卿韦尔斯宣称:20年内,世界有达到"基于正义和法律的新世界秩序"的最良好的机会。

  纵观整个捷克事件,不难发现其主角是希特勒和张伯伦。罗斯福在后期介入时,所有关于这一争端的原则和解决方式已被主角们确定了下来,进一步的谈判只是关于移交的方法和时间。正是基于这一既成事实,罗斯福才决定拒绝直接参加任何由于他的干预而举行的会议。罗斯福既不愿公开表示支持英法的建议,因为他曾对林赛大使说他理解英法两国政府面临的困难;又不愿公开发表反对德国侵略,"以免它可能鼓励捷克斯洛伐克进行无谓的抵抗",从而挑动欧洲战争。但同时,罗斯福又似乎怀疑希特勒真正如他在9月12日的叫嚣中所表白的,欧洲和平系于苏台德一地。

  被"德国的蛮横外交唤醒了"的罗斯福担心,即便是希特勒获得了他现在想得到的东西,他也还会向波兰、丹麦和罗马尼亚等国强行提出类似要求,一直到爆发战争。而如果英、法和俄国按部就班地进行斗争,他们将无法取胜。这样一来,剩下的只有两个办法似乎能防止这个最坏的结果:第一,他建议西方国家召开一次国际会议,可以"根据合理的界线重新划定那些令人不满意的边界",如果会议在欧洲以外的某个地方如亚速尔群岛等地的话,他可以考虑参加。第二,如果西方国家认为会议不能解决问题而选择战斗,那他们就应该封锁德国,封锁北海、地中海和苏伊士运河。而美国因中立法的限制,对于这一努力的贡献将十分有限。所以,他希望争端各方最好还是回到谈判桌边。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他才在9月24日后战争危险骤然增大的形势下,向争端各方发出呼吁。这时他和张伯伦一样了,即寄希望靠牺牲捷克斯洛伐克为持久和平提供基础,并将此视为最后的手段。如果希特勒被证明是得寸进尺和贪得无厌的话,则仍然可把战争的责任理所当然地归于希特勒,从而使舆论一致赞成美国大力援助英法被迫从事的上述第二个方法——与德国的战斗。

  可见,在慕尼黑谈判中不起多大作用的罗斯福,只是在外围以自己惯用的行事风格对谈判这种形式(而非其内容)实施了最后阶段的有限度的干预。这种干预在实际效果上配合了张伯伦。它基于一种假设,即希特勒的目标是有限的,并且通过明智的让步政策能把德国重新引入到国际体系中来。当罗斯福在不久就认识到他的这种假设确如他曾所担心的那样,仅仅是一种基于良好愿望或宁可信其有的假设时,他就开始放弃这种美国牌绥靖。当希特勒并不把慕尼黑当成问题的最终解决并吞并了整个捷克时,绥靖的失败使罗斯福又回到了欧洲最初危机时他所形成的观点上,即用美国的经济资源支持英法以遏制德国的进一步扩张,而这就需要修改中立法。从这个意义上讲,慕尼黑危机及罗斯福的干预标志着"美国的一种政策的最后阶段和另一种政策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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