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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

　　因此，在吉田1964年与我会见的议程中，中国问题仍占很重要的位置，这就不足为怪了。吉田和他的日本客人们对那年一月份法国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一事表示担忧，因为事前戴高乐并没有通知日本。吉田问我，美国是否也会这样做。当我说我不能替约翰逊政府回答这个问题时，前日本驻美国大使朝下幸一郎说，他在华盛顿有点令人伤心的经验：当美国官方宣布与日本有关的政策决定时，事先也不通知他。他预言，在将来某个时候，美国会不通知日本就直接与中国谈判。我有点未卜先知地回答——就象后来事实证明了的——我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我们在进行导致了1971年出人意料地宣布我将于翌年访问中国的消息的谈判时，讨论的情况不得不对日本及我们在全世界的其他朋友保密，因为任何泄露都会破坏这种刚刚开始的行动。当我宣布这一决定时，它在日本马上被称为“尼克松冲击波”。尽管人们常常认为，美国此次向中国打开大门是触发中日于1972年9月恢复邦交的火花，但实际上中国和日本多年以来就在进行贸易和非正式接触了。成群结队的日本人——包括政治家们——时常访问中国。因此，这两个国家建立官方的关系，与其说是尼克松冲击波造成的，毋宁说主要是吉田二十年之前就预见到的两国逐渐和解的必然结果。

　　吉田全神贯注地关心着政府的连续住等问题——有的工作可以由一位领导人着手进行，由另一位领导人完成它。我的拜会结束后，吉田陪我走向门口。在这个令人难以忘怀的时刻，吉田上述的想法显得更加清晰了。当时我对他说，我期望再见到他的那一天的到来。他笑着回答，“不，我想不会了。恐怕我太老了。但是你还很年轻（那时我五十一岁），你将来会走上领导岗位的。”

　　我见过的所有领导人中，吉田和赫伯特·胡佛一样，都是虽然年事日高、却越来越优雅大度的人。之所以这样，部分原因是因为他虽然下野了，但由他选定的、现在仍然尊重他的意见的领导人继续推行着他的政策。因此，他的内心是安宁的。

　　他确信，自己去世以后，他的优良政绩仍然会传于后世。

　　吉田1967年死于大矶，时年八十九岁。正在印度尼西亚进行国事访问的池田首相听到这个消息后，即刻飞回日本，来到大矶，当着众人在他的导师的遗体前痛哭。几天后，日本为吉田举行了战后的第一次国葬。

　　从政治意义上来说，麦克阿瑟生命的最后十一年却是白白地度过了。他的智力没有衰退。但是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按理应该得到应用的智力并没有得到应用。

　　其原因之一是，派系斗争使他的名誉被玷污了。他1948年在日本工作期间，在共和党竟选总统候选人时插了进去，参加提名。但在第一次全国性无记名投票中，他仅得到了丢脸的十一票。他1951年从朝鲜回来后，又向议会发表演说，并在国内从这一头跑到那一头，开展反对杜鲁门的亚洲政策的活动。

　　在1952年的提名中，麦克阿瑟公开偏袒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不拥护艾森豪威尔。在六月的芝加哥大会上，他被选出来为大会的讲话定调子；我们这些站在艾森豪威尔一边的人，当时对他的讲话可能会在代表大会上为塔夫脱拉选票这一点甚为关切。这位将军本人甚至认为，代表们可能会转而投他的票，把他看作“黑马”候选人。

　　但是，这次讲话是令人诅丧的。讲话稿虽然已经写好并已发出，但由于某种原因，它就象林肯所说的，“完全没有成功”。

　　部分原因是由于他晚上九点半才开始讲话，代表们已极度疲劳。他慢慢吞吞地讲着，代表们越来越不耐烦，甚至很焦灼，不象1951年他在联席会议上讲话时那样凝神静听。有的代表在打呵欠，有的在池座溜达和进行政治活动，还有一些人离开座位去上厕所。他想使他们振作起来。但是，他发表“老战士决不会死亡”的讲话时那种神秘的魅力和手法已经不复存在了。后来，他的嗓门又提高到戏剧性的程度。此刻，光辉的记忆虽然依然存在，但当初的戏剧性场面却无法重现。他已无法重新抓住听众的心了。其必然的结果，只是给人以虎头蛇尾之感和失望。麦克阿瑟这位第一流的演员犯了一个非同小可的错误：他企图作一次最高水平的表演，但是失败了。这次讲话断送了他作一名政治上的候选人的机会。

　　罗斯福曾对麦克阿瑟说过：“道格拉斯，我认为你是我们最好的将军：但是，我相信你可能是我们最差的政治家。”他说对了。麦克阿瑟并不是一名好的政治家，他自己最后也认识到这一点，在回忆录里引述了罗斯福对他的上述评论。事实上，他政治上最大的失算，就是表现出他对政治完全有兴趣，企图人为地把他的巨大的声望转变成政治资本。其实，他应该把这些政治活动留给那些愿意支持他的人去做。

　　我相信，艾森豪威尔和麦克阿瑟一样想当总统。但他非常聪明，自己并没有承认这一点。虽然艾森豪威尔经常坚持说他只是一名业余政治家，但他事实上是一名高明的政治老手。他本能地懂得，想要得到奖赏的最好方法，是显出并不追求它的样子。当我1950年7月在加利福尼亚的波希米亚树林里首次见到他时，在场的显赫的商业家和政治家们，都在谈论着他成为1952年共和党候选人的可能性。除了艾森豪威尔以外，所有的人都在这样谈论着。当问题提出来后，他却巧妙地把话题转到欧洲和大西洋的前途上。

　　1951年5月，他的伙伴、来自堪萨斯州的参议员弗兰克·卡尔森坚持要我在访问欧洲之行中去拜访艾森豪威尔。他确信这位将军打算参加竞选如果这样，他将要求我支持他。在巴黎的盟军司令部里，我看望了艾森豪威尔，谈了一个小时。他热情地向我表示欢迎，但没有谈论他自己，而是夸奖我在阿尔杰·希斯事件的调查中的公正态度，并请我就美国对北约的观点作出估计。他具有罕见的能力，能够使他的来宾们感到没有拘束，认为是他们自己做的好，而不是他本人。结果，大多数人象我一样，在离开艾森豪威尔以后，变成他的热心支持者。

　　让官职找上门来、而不是用其他方法去谋取职位的做法，增加了他竟选总统获胜的机会。相反，麦克阿瑟1948年在日本任上时，尽管公务繁忙，还处处表现出在谋求官职的姿态。在杜鲁门解除他的职务以后，他的行动又给人以更加强烈的、他亟想成为政界人物的印象。

　　这不等于说麦克阿瑟不会成为一位好总统。他对外交政策问题有很深刻的理解。在日本期间，他表明自己能够处理好国内问题，能够用一种明智的、公正的方式，全面地处理好从劳工关系到教育问题等方面的事务。但是，他也为通货的稳定、稳健派的压力和财政政策的连贯性等问题所困扰。事实上，他年龄越大，在经济上就越趋保守。我在艾森豪威尔和戴高乐的生涯中，发现也有类似的问题。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麦克阿瑟虽然再也不会担任公职了，但他还经常就预算的平衡、减税、恢复金本位制等问题教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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