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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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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阿瑟如果要当总统,主要问题可能是会出现如下的情况:他在行使政府权力方面所受到的各种约束,比他在部队当将军时或在日本担任占领军最高司令官时所受到的约束还要多,届时他将会发现,这是很难忍受的。另外,他一旦担任总统以后,又得处理伴随整个职务而来的、没完没了的日常琐事。 因此,麦克阿瑟在美国也象他在日本时一样。还需要有一位吉田式的人物,来把他富于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政策付诸实施。 麦克阿瑟忙于在一大堆政治问题上追赶形势。然而,他又是时势和军事形势变迁的牺牲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由于在法国战壕里的英雄业绩而成为美国步兵们心目中的英雄。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则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尽管有着同样的英勇的记录,却已经是一名“重新服役的超龄军官”了。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麦克阿瑟所代表的那些价值——勇敢、爱国主义、热爱自由——已经开始不合时宜了。它们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复苏,但在朝鲜战争和在越南遭到近乎致命的打击之后,又再次褪色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象艾森豪威尔和布雷德利这样慈祥、谦逊和平易近人的将军们,就已显得更加符合于知识界、甚至美国大兵们的口味。总之,他们被当作本世纪的老百姓中的大人物。麦克阿瑟尽管有许多成就,包括在太平洋战争中运用他的战略拯救了数万名美国士兵的生命,但这些成就不可能掩盖他在人们心目中作为一个装腔作势的寡头政治家的形象。 他还想拨动美国公众的心弦,就象他从朝鲜回来时受到举国上下的热烈欢迎一样。然而,公众很快就对他产生了恶感,选举了他的对手艾森豪威尔当总统——他们两人都凯觎这个职位。这是公众作出的一种选择一他们选择了一位代表团结和稳健路线的人,而没有选择一位曾经是吵吵嚷嚷的党徒和经常引起争议的人。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解放了菲津宾,重建了日本,又在仁川登陆和后来的日子里阻止共产党人控制南朝鲜。他作为一位引起激烈争议的人物回国,不久就从他的国家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究其原因,是几乎没人了解亚洲和麦克阿瑟本人,或是不了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很少有人懂得麦克阿瑟的命运就是保护美国在远东的利益。他几乎是单枪匹马地为此奋斗了二十年。 作为麦克阿瑟的钦佩者,我从来也没有完全弄明白象他这样一位具有如此巨大和不言而喻的成就的人,为何在美国知识界中却是如此不受欢迎。在麦克阿瑟的大部分生涯中,困扰着他的那些恶毒的攻击,可以部分地用布莱克勋爵为迪斯雷利撰写的古典传记的跋中的话语来解释。 布莱克勋爵指出:虽然迪斯雷利和格拉德斯通是不共戴天的仇敌,他们却同样受到同代人激烈而不公正的批评。他写道,“事实确实是,他们两人虽然风格大不相同,但都是不平常的人,都是天才;同时,象大多数在议会民主制度下管理国家的、有才华的人一样,他们激起了很多人的嫌恶,为构成人类的大多数的庸碌之辈所不信任。” 如果麦克阿瑟隐退以后,到他从1935年起就一直居住的菲律宾或日本去,他的晚年可能就不会那么空虚了。日本人崇敬他。那些仍然记住他担任最高司令官的岁月的人们,也一直景仰他。1961年,他在菲律宾进行激动人心的旅行时获悉,菲律宾军队在每次集合检阅时,都要呼唤他的名字,并由一位军上接答:“精神永存!”许多美国人赞扬麦克阿瑟对日本人袭击珍珠港进行复仇的行动。然而,不论是日本人、菲律宾人和南朝鲜人,都没有把他看作一位复仇者,而是把他看作解放者。他使日本人民从极权主义和对天皇的崇拜中获得自由:使菲律宾人民从日本人手中获得自由;使南朝鲜人民从共产党人手中获得自由。 在许多美国政治评论家看来,麦克阿瑟的存在似乎是时代的错误。但是,纵观他在亚洲的整个生涯,可以看到,他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在本世纪初期,他随他父亲去远东旅行后,就推测日本可能打算统治它的邻国。三十年代,他就日本对太平洋地区的和平日益增长的威胁提出了警告。他在日本的进步的改革,无论从广度或深度上,都超过了华盛顿坐办公室的官员们为美国占领日本所描绘的蓝图。在朝鲜,他知道共产党人不仅是为南朝鲜而战,而且是为了控制整个亚洲而战。 他关注的问题的分母,常常是日本。他既全神贯注于日本对远东的威胁,在战后又全神贯注于别国对日本的威胁。在他管辖日本的五年中,出现了两种表面上看来都自相矛盾的议论:第一,麦克阿瑟虽然精通于战争,但事实证明,他是一位献身于和平的人,第二,他使用了极端专制的手段,以完成把日本从极权主义的统治下永远解放出来的任务。 当然,第一种说法确实不是荒唐的。那种认为士兵们和将军们由于本性难移,使世界处于持久的交战状态的想法,从六十年代起,就只是哲学上的一点残片了。正如麦克阿瑟1962年在西点军校的极其动人的告别演讲中所说,“军人比其他一切人更期望和平,因为他们必须经历和忍受战争所造成的深重灾难和创伤。” 在美国历史上的和平时期里,没有人被授予绝对的权力。 为了防止滥用职权,民主国家里的政权被分散到社会的不同部门中去。然而,麦克阿瑟在日本时却拥有绝对的权力。自相矛盾的是,不可能用别的方法在日本建立起真正的民主。 一位时事评论员就占领日本问题写道,“麦克阿瑟是在控制。如果在日本采取暴力、专制和经济混乱的方式,一定会把它建设成为一个热爱和平的、民主的、繁荣昌盛的工业化国家。”这政治家是在有意识地开玩笑,但是他基本上还是说对了。日本人学得很快,不久就学会死记硬背地谈论民主的抽象原理。当然,要他们从心眼里相信民主,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二百五十年前,让·雅克·卢梭面对着如何建立公正的政治制度的棘手问题,写道:人们……是不会用抽象的观,点来管束自己的。除非迫使他们快乐,否则他们不会快乐;为了使他们热爱幸福,必须使他们感到幸福。这就是英雄施展才干的一种职责。……卢梭的观点是在一个新社会诞生的早期提出来的。它的价值必须由某些聪明的、具有远见的英雄自上而下地灌输下去。 就日本而言,麦克阿瑟就是使日本人感受到了自由、因之热爱自由的英雄。他和吉田一起,使日本人民珍视自由,并且因此而愿意维护自由。事实上,在现代政治历史上,没有一个人象麦克阿瑟一样更近似于半神式的、被称为法典制定人的人了——即一个具有如此之高的政治远见和能够按照理想的模式独自重新创造社会的人。 象日本自己的明治维新派人士一样,麦克阿瑟运用他的特权地位,把彻底的政治改革引进到日本社会中。他废除了天皇那易被滥用的、至高无上的权力,这是明治制度赖以生存的基础。首先,他把裕仁巨大的、实际生活上的和精神上的权威全部转到自己肩上,然后,他又亲自把它最坚硬的核心砸碎,制定了新的宪法,进行了土地改革。接着。又逐步把权力移交给吉田这位日本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人物。十分重要的是,在日本被占领之前和之后,吉田能够缓和麦克阿瑟已经决定了的政策。他们这种独一无二的伙伴关系,产生了现代日本这个伟大的、自由的、象征着最美好的希望的国家。亚洲的其他国家,总有一天也会和日本一样,共同享受到民主、公正和繁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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