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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八

　　费萨尔之死是特别出人意外的。在1974年我们的会谈中，他对他的空军中一些年轻军官的忠诚表示深为忧虑。他们在美国受过训练。他担心他们可能受到革命左翼的毒素的感染。伊朗后来就感染上了这种毒素。费萨尔始料不及的是，他致命的危险是来自于右翼，而不是左翼。他最引起争议的改革之一，是在他的王国开放电视——尽管他已决意对电视节目进行严格的控制。1985年，一位持异议的王子认为电视传播了邪恶的影响，因而率队突袭利雅得广播电台，但未获成功。这位王子撤退到他的宫殿，在那里被保安部队杀死了。十年后，费萨尔被这位王子的兄弟所暗杀，许多人认为，这是一次报复行为。在与我交谈时，费萨尔曾经说过，他认为，一般他说来，电视和新闻工具充其量只是现代世界中必需的“邪恶”之物。他是唯一由于电视而丧命的领导人。

　　费萨尔被暗杀时，一家周刊说，虽然他的权力平静地、和平地传给了他的兄弟哈立德——他是1932年以来的第四任沙特阿拉伯国王，但这次谋害事件再次“表明了中东石油国家的不稳定性”。无独有偶，当萨达特总统在1981年秋被暗杀时，许多人也说，美国不应该把武器出售给中东的：“不稳定的”政府，即使其权力是平静地、和平地传给萨达特亲手挑选的继承者—1956年以来埃及的第三任总统。但在上述事件中，权力交接的情况都不比1963年肯尼迪总统被谋害后的权力交接情况差。

　　如果按照美国的标准来衡量，中东的许多政府确实是“不稳定的”。埃及宪法中，载有关于有条不紊地交接权力的条款；沙特阿拉伯却没有。不过，比较而言，世界上实在很少国家有可靠的继承权力的法律程序。共产党国家就没有。认为沙特阿拉伯政局不稳的人，大多数是以此隐晦地发泄他们对君主专制思想的僧恶。由于西方的民主具有悠久的历史，因此他们的上述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忽视了沙特阿拉伯的现实：这个国家历史上没有民主。君主政体也是一种政府形式，而沙特阿拉伯人对这种形式已绎习惯了，目前还感到心满意足。约旦和摩洛哥也是君主政体。在侯赛因国王和哈桑国王的领导下，它们都成为阿拉伯世界中治理得最好的国家。在突尼斯，哈比卜·布尔吉巴自我任命为终身总统。尽管他那温和的极权主义领导同样遭到抨击，但西方式的民主是否会给突尼斯带来布尔吉巴已经带来的那种进步和稳定，也是值得怀疑的。

　　由于越来越多的沙特阿拉伯人受过教育，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吵吵嚷嚷地要求建立一个西方式的政府。不过，就算他们不这样做，这种发展趋势也将是沙特阿拉伯君主政体改革的必然结果。虽然君主政体终将被一种新的政府形式所取代，但它也将完成费萨尔想要它完成的使命：使沙特阿拉伯按部就班地、和平地转变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民主对沙特阿拉伯不一定都是好的，正如君主政体不一定都是坏的一样。1982年6月，继承王位的法哈德国王曾经直率地说过，他的国家并不准备成立共和政府。他说：“我们要起用本国的杰出人物。但我们深信，如果不进一步普及教育，就算进行选举，杰出人物也不会被推上掌权的岗位。”正如费萨尔所说：“就一个政权而言，重要的并不是它的名称，而是它的行动。既有腐败的共和政权和贤明的君主政体，也有贤明的共和政权和腐败的君主政体。一个政权到底如何，应根据它的所作所为及其统治者是否廉正来判断，而不是根据它的名称来判断。”

　　纳赛尔和萨达特是革命者；伊朗国王和费萨尔则是主张革新的君王。从心理上来说，这两位埃及人比其他两人占上风。

　　因为成功的革命领导人有一种天生的吸引力，这是君主们无法比拟的。革命者是流星，是一种正在运动的力量；君主则是静止的力量。前者被看成是能动的，后者则被视为静止的。即使君王比革命者具有更好的思想，但他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还必须克服可怕的习惯势力。

　　在革命看看来，过去的传统和习俗只不过是革命这部机器的燃料。他可随意地摒弃它们，或对之进行修正。然而，君主却是依靠传统来维持他的权力和权威的。所以，当传统妨碍他未来的计划时，他要么得修改他的计划，要么就得以原封不动地保持其文化和权威的方式，把他的计划和传统结合成一个整体。这是一项艰难的任务。对政治家来说，也是一项最为艰巨的任务。

　　纳赛尔执政时，他是从零开始的。他1952年废黜和驱逐法鲁克国王时，也把埃及最近和昔日一切令人不愉快的往事——英国人、土耳其人、罗马人、希腊人和波斯人的统治——荡涤干净了。多少世纪以来，他第一次给他的人民以一个由埃及人选举、为埃及人办事的政府。他还竭力想把埃及与它的阿拉伯兄弟团结在一起。这是一个完整的革命思想。它既有吸引力，又不切实际。

　　纳赛尔在政治上拥有绝对的权力，但他是通过虚有其表的共和国政府这一结构形式来进行统治的。他是以“总统，，纳赛尔的名号、而不是以“埃及的铁腕人物”或“埃及的独裁者”而为人所知的。他的政府是苛严的权力主义政权，但因为纳赛尔是一位受人爱戴的革命领袖，所以这种苛严程度似乎减轻了。

　　纳赛尔的目标是超国家的，他吸引人的部分原因，就是他给他的人民以一种超越埃及疆域的使命感：阿拉伯民族主义。

　　伊朗国王的目标首先是民族的，但也是地缘政治学的，把伊朗当作西方反对共产主义侵略的一个堡垒。他想使伊朗成为一个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大国，因而把他的大部分精力集中于纳赛尔忽视的那些工作上。因此，伊朗国王的工作缺乏戏剧性。他没有一条苏伊士运河可以实行国有化。他没有把他的军队拉去向一群犹太复国主义者猛冲。他也不是在反对殖民主义的、革命的狂欢浪潮中上台的。其实，他只不过是一系列的伊朗国王中的一位罢了——事实上，他也是少数几位自然死亡的国王中的一位。有一次，当他被问到为什么许多人不相信他时，他笑了笑，坦率地回答：“究竟有多少位伊朗国王得到信任呢？”

　　伊朗国王是有才干的，也是勤勉的。他的政权并不比纳赛尔的政权更独裁。他在国内的成就是相当大的。他在稳定的基础上带来了进步，纳赛尔则在没有进步的情况下带来了不稳定的局面。但伊朗国王并没有象纳赛尔那样，拨动他的人民感情上的心弦。

　　伊朗国王由于在他的反对者开始向他提出挑战时还犹豫不决，因此，他被旧事物所压倒和吞没了。另一位专制君主费萨尔却制服了旧事物。

　　费萨尔由于个人和制度上的原因而继承了王位。沙特阿拉伯有五位国王。一位是伊本·沙特，沙特阿拉伯的创建者。其他四位是他的儿子。在这五人中，只有沙特国王是腐败的。即使这样，他的腐败也是建立在对人民宽恕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压迫的基础上的。事实上，沙特国王已经开始实行了某些改革，后来为费萨尔所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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