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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

　　作为一位实行现代化的君主，费萨尔具有更为优越的条件。他的权力既是精神上的，又是世俗的；而且看来是源源不断地来自于人民的。沙特阿拉伯国王是世界上少有的、任何公民都可以接近并与他谈话的国家元首之一。与伊朗国王统治的伊朗相比，他的国家的族类更为单一，促使伊朗国王倒台的急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紧张局面，在沙特阿拉伯也没有出现过。

　　费萨尔在沙特阿拉伯完成了伊朗国王希望在伊朗完成的大量业绩。他不必要与顽固对抗的教士进行斗争，因为沙特阿拉伯不是政教分离的。他在改革的同时，又密切注视着改革对他的国家所产生的影响。他只允许那些适应于沙特阿拉伯和不会破坏其文化结构的影响存在。

　　正如伊朗的悲剧所表明的那样，光靠巨大的石油财富不可能为沙特阿拉伯买来安全或繁荣。费萨尔的任务，是在不破坏这个崇敬神灵的国家的本质的情况下，使沙特阿拉伯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这个国家是他和他的父亲从阿拉伯沙漠中建立起来的。他在掌权的十一年中，认真审慎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小舞合上的大人物：
　　　李光耀、孟席斯

　　在我见到的所有领导人中，最能干的两位是小小的都市国家新加坡的总理李光耀及澳大利亚已故的总理罗伯特·孟席斯。他们都有小舞台上的大人物这种特色。如果在其他的时间和地方，他们完全可能成为象邱吉尔、迪斯雷利或格拉德斯通这样的世界性的领导人物。

　　这两个人的特点极不相同。奇怪的是，他们的背景和观点却十分相似。他们都是英国前殖民地的领导人，而且都是杰出的律师。他们本可以从事法律工作而大发其财，但他们都发现，法律在精神上和智力上都是有束缚的。他们两位也都是精力充沛、善于言词和有才干的人。尽管他们由于受到历史的偶然性的制约，只能在小国担任领导职务，但他们并没有从狭隘的或局部的角度来观察世界。由于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是视野开阔、通观全局的，因此，我和他们的晤谈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谈话。

　　虽然他们两人的观点本质上都是亲西方的，但他们象麦克阿瑟一样，也都认识到世界上的力量平衡正朝着有利于他们地区的方向稳步转化。这两个人都力求保证他们的国家能够成为西太平洋地区最繁荣、最安全和最有影响的国家。

　　在个人条件方面，李光耀和孟席斯是很不相同的。孟席斯的身材与所有澳大利亚人一样魁梧，他的精神和观点也与所有的澳大利亚人相似。他六英尺二英寸高，体重二百五十磅；他相貌堂堂，面孔宽阔；还有着厚厚的卷发、像约翰·刘易斯那样浓密的眉毛和一双很逗人的眼睛。他那种茫然的优越神态，虽然在对付令人恼火的议员和新闻记者时是有用的，但也冒犯了他在政府中的许多同僚；这使他象邱吉尔一样，虽然得到人民的钦佩，但并不为他们所爱戴。

　　李光耀是结实、强壮的，象一位第一流的职业拳击家。他目光犀利，从不黯然失色。我发现孟席斯喜欢交际，相当诙谐，李光耀则是精明的、机会主义的、工于心计和圆滑的。盂席斯喜欢有益的交谈——事实上，他虽然对在议会上耍弄谋略这一套也很擅长，但他并不乐于这样做，而是更喜欢趣味相投的谈话。他还是一位品尝美酒佳肴及掺和马提尼酒的行家。李光耀则认为娱乐大多是浪费时间。

　　在我与盂席斯会见时，他通常抽着上等的雪茄烟，向我谈述一些使我感兴趣的政治见解，发表一些对外交事务的精辟言论，以及对澳大利亚政治的带讥讽性的评论。我们的谈话总是热烈而愉快的。对比之下，1967年我第一次见到李光耀时，他却象一头笼中的狮子一样，在地板上踱来踱去，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着。他的一举一动表明，他似乎感到自己的身体和思想都被禁锢于其简朴的办公室之中，亟想打破这种牢笼，寻找更为广阔的空间。他不参与闲聊。

　　他们两人最为相似之处，在于他们所寻求的目标。这两个人都不是空想家。盂席斯是一位英国式的议会民主派人士。他最深切的允诺，就是在危急之时，保证支持女王政府和英联邦的团结。他在经济上的保守主义，在他第一届任期之后才表现了出来。那时，他把自己看作是中产阶级人士追求舒适和安全时的一个盟友。李光耀则是一个最讲究实际的人。他对政治理论漠不关心，蔑视一切不能直接有助于增强新加坡力量和使新加坡富裕的事物。对这两个人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比保证他们人民的安全和繁荣更重要的了。

　　因为李光耀和孟席斯的观点是非意识形态的，所以，人们一直嘲笑他们是“实利主义者”。他们对人民的物质需要极感兴趣，因而忽视了他们精神上的需要。这两个人在国内的成就主要是经济上的，盂席斯执政之时，是澳大利亚历史上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速度最快的时期：李光耀则把新加坡变成为一个贸易方面的“发电站”。两国人民已经成为这一地区最富裕的人民。

　　这种寻求物质丰裕的作法，遭到了那些从未尝过物质匮乏之苦的人的奚落。战后数以十计的领导人给他们的人民以革命、民族自豪感和独立。他们的人民却很贫苦，经常挨俄。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里，人们总是更多地根据领导人声嘶力竭的言词及其政治色彩来对他们进行判断，而不是根据其政策的成功与否来判断。尤其是在发展中的国家里，许多人夜里上床时，虽然两耳灌满了领导人的言词，肚皮却是空空如也。

　　李光耀也是一个革命者。不过，他是另一种类型的革命者。他从来不把空话和物质相混淆，也从不让意识形态压倒良知。他1959年掌权时，新加坡是一个小小的国家，没有什么自然资源，只是一个由印度人、中国人和马来人构成的、随时有可能发生爆炸性局势的混合体。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愤懑情绪则已高涨到了危险的程度。他认识到，只有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装出比他的实际情况还要激进得多的样子，才能防止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因此，他玩了一套政治把戏。把他的这套把戏归纳为“言左行右”，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大选之前，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无异于共产党的一个阵线，其言词是模仿毛泽东的。他充分地扮演了反对殖民主义、反对西方的革命煽动者的角色。他穿着朴素的衬衫去参加竟选运动，责骂白人的罪恶。但他当选后，便把一百多名先前的共产党同僚投入监狱，并立即安抚新加坡有钱的华人头面人物，还向外国人保证说，他们在新加坡的投资以及他们派来的董事们和工作人员都将是安全的。今天，他穿着细条纹西服，管辖着一个繁荣的国家。有人把这个国家叫做“新加坡公司”，因为它是靠日本、西欧和美国的投资的有机结合为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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