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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重庆本身像伦敦市之一部分，并非科学中心。

　　重庆城市位于一组山丘上，地当嘉陵江入扬子江之口，形势颇为重要。新建的屋宇，在被炸区，正如雨后春笋一样，发芽而出”。“天空常常是灰色——没有人认为它是一座迷人的城，可是任何地方下达江边的景色都很美，远处的天际线也是如此，我不能说重庆没有迷人的地方”。

　　3月22日到达重庆后，李约瑟便拜访了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叶企孙，研究战后中英合作问题。23日教育部长陈立夫设宴为他接风洗尘。4月9日，中央研究院为他们举行欢迎茶会。各部门对于李约瑟及陶育礼（多兹中文名）不辞万里的援助深表谢意，并希望他们此次活动更能激发起两国反侵略的决心，加强两国友好合作。

　　来重庆之后，李约瑟更致力于帮助中国科技界的发展。他上书英国驻华大使霍勒斯·西摩爵士，希望在重庆创办一所为帮助中国科学界从印度和英国采购仪器设备和化学药品的服务机构——“中英科技合作馆”，具体使命是：

　　1、保持中西双方科技界的接触：包括公私机构及个人之间通讯传递和交换论文、著作、标本、种子、茵苗等。

　　2、供应科技特资：按照各单位所需名目，分赠英版图书、期刊（或其缩影胶卷，以减轻运输困难）、标本、图片，并代办中国不能自制的科学仪器、药品。

　　3、推荐国内学者研究论文至欧美著名杂志上发表。

　　4、接受科技问题的咨询：本馆中英籍理、工、农、医人员分头兼任有关单位义务顾问，并常作专题讲演。

　　5、资送或邀请中国学者赴英研究考察，征聘英国专家来华讲学。

　　作为主管上司，西摩爵士办事果敢坚决，他十分欣赏李约瑟的学识与人品，力排众议，给李约瑟以帮助与支持。在西摩多方奔走与国民政府行政院中国国防科学促进会的资助下，李约瑟终于实现了愿望。

　　1943年6月，伦敦方面批准了李约瑟的建议。

　　“中英科学合作馆”与“英国文化委员会驻华机构”是并列的。李约瑟理所当然地担任了科学合作馆的第一位馆长。他原来的驻华代表之职，由后来从伦敦来的地理学家罗士培担任。

　　科学合作馆被批准建立以后，李约瑟没有来得及品尝胜利的喜悦，便投入了艰苦的建设当中。六月酷暑，李约瑟在几间破败的平房中办公，体验着创业的艰辛。阴雨季节到处是绿色霉菌，潮湿烦闷。雨稍停，骄阳似火，湿度陡升，潮气上涌，真的如蒸笼一般。

　　就在这种条件下，李约瑟仍然信心十足、情绪高涨，为合作馆的事务东奔西跑而乐此不疲。科学合作馆被批准的当晚，李约瑟便与同事们着手工作，把当时的各大学及科研机构所需物品名目及估价列成表格，作为第一批订单，送交要回伦敦的外交部专职信使。

　　到了第二年的1月，英国政府又批准他扩建机构并建造科学合作馆，向英国征聘高级科技人才以扩大阵营。经过李约瑟长时间的筹划，1944年7月，中英合作馆新馆落成。

　　在此期间，李约瑟的夫人李大斐博士做为扩展后的第一位应聘者来到中国。正如李约瑟的第二位秘书曹天钦所说：“李约瑟在生物化学及胚胎学上的成就，他同中国人民长时间的友谊和他从事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探索，李大斐都是一个积极的、坚定的、不声不响的支持者和忠实的伴侣。”李大斐来到中国后，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废寝忘食每天工作达10小时以上。

　　她与李约瑟双双竭力支持中国科学界，在这段时间里也曾多次作长途考察。李约瑟的成功，李大斐功不可没。

　　在这期间，鲁桂珍也应李约瑟之邀，来重庆与其共同工作，担任营养学顾问，经管医院的医药事宜，鲁桂珍又参加了在重庆的中国营养学会。鲁桂珍回重庆还肩负着另外一个使命，便是如前约开始了中国科技史和中国医学史方面的初期工作。

　　这时，科学合作馆中除李约瑟外共有6位英国科学家和10位中国科学家以及14名中英籍工作人员。

　　初期创业阶段过后，李约瑟便开始了他紧张忙碌的中国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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