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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在中国的4年，对我的命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我们在那里设置了中英科学合作馆。为此，我们进行了长达数千里的旅行，到了非日本人占领区的地方，访问那里的所有大学、科学研究所、铁路和工厂、兵工厂以及各类与科学技术有联系的企业”。

　　黄兴宗作为李约瑟的第一位秘书，在其回忆中说：

　　“我一身兼充他的秘书、随员、翻译、计时员、旅伴、协作者，获得独一无二的特权，能够非常亲近地直接观察这位行动中的李约瑟。我们分享着战时中国旅途上的艰困和严酷。迈出长城，沿着‘丝绸之路’去到西北的敦煌，也曾通过东南各省葱翠的山岗峡谷到达东海之滨的福州。我们分享过兴奋、沮丧、危难、脱险、欢乐和失望。从李约瑟其人，从作为自然科学家、人文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政治学家以及组织者的李约瑟那里，我不能不获得相当多的启迪和知识。”

　　李约瑟正是这样，颠簸于大半个中国，为中英科技合作几乎呕心沥血。他与工作人员经海陆两路向中国运送科学仪器物资，紧急情况下还通过科学合作馆在印度的代理人购办急需物资，由英国皇家空军飞机迅速运到昆明，再分发到各地。无数科学新书籍、杂志、翻印本，一箱箱仪器与化学品、一包包特殊种子与幼苗，以及英国与印度特地为战时中国科学家所备的资料从中英科技合作馆流向各地，同时也有中国科学家的研究报告和农业材料，从这里到达英国，提供给科学家们。

　　在中国，李约瑟参加了各地无数个座谈会，交换中西科学的消息，虽然太忙，顾不上潜心进行写作，但李约瑟并没有忘记他的SCC计划，这段游历给李约瑟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既可获得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的感性认识，又可在暇余时收集有关中国科技史的资料。

　　他曾经流连于成都的旧书市，因为战争的影响，古籍书真如美玉蒙尘，价廉物美，李约瑟曾不无得意地致信友人：“昨天我去成都买书。我们的书单（例如中国数学史、天文史、道教史、炼丹史等等）所列的，除一种外，统统买到了。九大本书只花了477元（我们应当记住，两个人好好吃一顿饭要花100元以上）。”

　　在中国他还认识了许多对古籍有许多有趣的新见解的学者。比如著名的史学家侯外庐。那时在侯外庐看来，李约瑟那时已能阅读中国古代著作，能懂，也能简单地表达对中国古代哲学的见解。但李约瑟毕竟是“誉满东西方的李约瑟，他还是让侯外庐大吃一惊并由此而生钦佩之心。那是在著名经济学家冀朝鼎介绍下，李约瑟向他请教《老子》的有关哲学，李约瑟向侯请教《老子》中一句话的意义，而这句话正是老子思想的精髓，历来中国学者也感困难。侯外庐爱其精神，于是耐心地用《资本论》中的一些观点对李约瑟作了详细的解释。这让李约瑟茅塞顿开！

　　在四川乐山，李约瑟结识了石声汉。石声汉曾留学英、德，不仅是植物学专家，而且在生物化学、有机化学、历史学、文字学、音韵学和农学方面颇有造诣。后来他因整理《齐民要术》而闻名。初次见面，虽然并没有进行学术交流，但是，李约瑟却从石声汉身上看到中国古代文人的风采，石声汉的潇洒幽默、中国古诗词遣词造句之精炼，营造氛围之生动，深深地铭刻在李约瑟脑海里。

　　乐山到李庄的船上。木船、扎白色帕子的船主、喂奶的女人；微雨、薄雾、急流。这时石声汉触景生情，在纸上写下了元初蒋捷所作一阙《虞美人·听雨》

　　少年听雨歌楼上，
　　红烛昏罗帐。
　　壮年听雨客舟中，
　　江阔云低，
　　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曾庐下，
　　鬓已星星也。
　　悲欢离合总无情，
　　一任阶前，
　　点滴到天明。

　　李约瑟读了之后，为其意境、韵味所震撼。当时便与黄兴宗将它译为英文，记在日记中。石声汉为了排除《听雨》所带来的感伤郁郁，又高声朗诵了一首《凉州词》

　　葡萄美酒夜光杯，
　　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
　　古来征战几人回？

　　这首诗又调起大家的愉悦心情。大家从葡萄酒聊到三人都喜爱的蘑菇。正在此时，他们抬眼看到岸边，一行人走在田间的小径，擎着伞，在雨中快步行走。

　　这时石声汉突然叫道：“咱们发现了一种新的蘑菇，Homobasidiomycete（人蘑菇）”这个玩笑与石声汉的幽默一起留在了李约瑟的记忆中。

　　还有一段经历，不仅映照了李约瑟求知的孜孜不倦精神，而且体现了中国学者“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严谨的治学态度与坦荡胸怀。李约瑟为了中英科技交流事业，不避艰难地在大半个中国进行“长征”。

　　1944年4月底的一个夜晚，李约瑟在坪石拜访了著名经济学家中山大学教授王亚南。他们在旅馆的阳台上，晚风习习，月儿娟娟，在飘摇的烛光下，他们畅谈古今。对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哲学的探讨，不时撞出智慧的火花，直至深夜，仍觉意犹未尽。临分手时，李约瑟突然又提出一个要求，希望王亚南从历史与社会的角度来分析一下中国的官僚政治。王亚南有些尴尬，最后还是坦然地说明自己对此尚没有深入研究，成果既出，一定奉告。以后几年中，王亚南一直注意收集这方面的材料潜心研究，5年之后终有成果硕然。他先后撰写了17篇这方面的论文，在历史和经济背景下分析官僚政治及其基本矛盾官民对立，对其门阀观念、科举制度以及特有产物儒家哲学进行独特的剖析，指出了中国官僚政治的前途，为李约瑟后来的SCC研究提供了可靠依据。

　　战时，李约瑟经常在各种场合表白自己的志向，愿意今后在中国科技史和科学思想史方面有所创作，以消除西方人的误解。在中山大学史学院，梁家勉在中国古农史方面渊博的知识及独到见解，使李约瑟击节叹赏，以至忘食。到1944年底，李约瑟对中国文化已有了相当的造诣。他在浙江大学作了《中国科学史与西方之比较观察》。他指出，中国儒教注重人伦，不谈天然，与道教不同，故炼丹本源于道教。至宋儒始有科学精神，以其兼佛、道也。又指出，中国对于炼丹、营养化学及教学上之贡献，不亚于他国，但近代科学未能兴起，是由于地理、气候、经济与社会四个抑制因素所致。后二者乃由中国之无商人阶级所致。地理环境方面，中国为大陆国，故闭关自守，固步自封，与希腊、罗马、埃及之海洋文化不同。气候方面，因雨量无常，故不得不有灌溉制度。因此，地主尽为一国之王所吞并，而封建官僚基础制度不可消灭，商人无由兴起等等。

　　李约瑟讲完之后，与会者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竺可桢认为，假如近代科学以实验科学来理解的话，那么，中国人不喜欢动手作实验，也是近代科学不能兴起的一个原因。教育家郑宗海提出：在《史记》、《汉书》的《货殖列传》中，一般史学家对商人竭力排斥，而对儒术大加赞崇，这在历史上结果使士大夫尊居高位，商工阶级一蹶不振，这是教训之一。化学家王□说，《汉书》已记载有炼丹术的起源情况。以后，魏伯阳的《参同契》、葛洪的《抱朴子》以及六朝梁陶弦景等，均为著名的例证。他们所用的术语，与阿拉伯、西欧完全相同。数学家钱宝琮认为，中国科学之所以不兴，由于学以致用为目的，且无综合抽象之科学，不用縯绎方法，更无归纳法这次讨论持续到深夜11点，与会者全都踊跃发言，因时间有限，许多人因没来得及发言而抱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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