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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

　　同时，伦敦《观察周报》、《自然》杂志、《泰晤士报》文艺副刊、美国曼彻斯特《卫报》、加尔各答《印度史学学报》、纽约《远东考察》杂志等等都对SCC赞不绝口，大加推崇，认为这部作品是独一无二、划时代的作品，其中《泰晤士报》的评论从另一个侧面指出了SCC的重要意义。“我们不应当去问这部书是否会经受住时间的检验或是否正确。因为李约瑟博士已经打开了足使一连好几代科学史家要忙于探究的一个全新的世界，同这一事实相比，上述问题就是居次要地位了。重要的不是此著一些推论是否正确或其细节是否准确，重要的事实是它是极其打动人心的”。

　　后来，李约瑟研究所研究员格利高里·勃鲁从研究方法上给SCC予极高的评价，“李约瑟博士科学史学的特殊贡献在于他将近代科学（它的特征是对自然界作数理假设、无情的实验、结论的普适性与世界范畴的可行性），同传统科学［它在人种学上讲拘泥于其隐晦的定性的思想，例如阴阳或4种体液（即血液、粘液、胆汁、忧郁液）］区别开来。根据这种观点（它不同于欧洲中心论的史学观），出现在17世纪欧洲科学革命中的东西并不是科学本身，而是近代科学本身就是一种自觉发现的手段。”

　　对于李约瑟博士在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格利高里·勃鲁认为李约瑟博士否认科学是显示西方文明优越性的专利品，而只是一种“新”的、能为全人类各民族共同运用和发展的东西。

　　显而易见，这些看法正是李约瑟博士对一般的跨文明研究所作的贡献。因为一旦将西方科学的优越性置于一个适合的比较历史学的框架之中，一般的文化沙文主义的各种本质先于存在论就很难立足。例如，如果事实表明，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欧洲一直处于现在我们所谓的技术交换的接受一端，那就很难看到什么任何跨历史时期的种族和文化优越性可以归因于西方人。而且，更深地了解像中华民族这样特殊的文化资源（它的活生生的传统正塑造着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对于不仅了解过去，而且了解中国人的现在和将来都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如果通过历史事实表明，这样的文化资源不是生来与科学和社会进步格格不入的。那么，人们就不应继续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和现代化只有通过势不可挡的西方化才能实现。

　　当然，在一片赞誉声中，也有几声责难。一些对中国文化一知半解的科技史家，把这部著作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史，是不可信赖的。对此，李约瑟很平静，他写了一首小诗来表达自己的心境：

　　写的东西不算少，
　　好坏自己亦不明，
　　但有虚诚一点心，
　　愿为世界开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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