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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


  欧洲的炼丹术不只是一种在实验室内操作的工艺,而且还有人将它解释为一种神秘的、象征性的、基于道德的心理活动。而中国的炼丹术有“外丹”和“内丹”之分,前者属于早期实验化学的范畴,至于后者,少数略有探索的西方汉学家曾提出一个假设,认为它可能和西方炼丹术的心理活动有雷同之处。著名的心理学家容克认为,欧洲炼丹术的主要作用目标是通过实验室的操作在心理上起一种纯净本身灵魂的象征性作用,因而低估了炼丹术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工艺的诞生及现代化学的重大贡献。有人认为中国的炼丹术亦不过如是。

  李约瑟对以上两种见解并不苟同,他确认中国炼丹术中的“内丹”基本上是一种“生理”的,而不是“心理”的活动,而且发现“内丹”包含有早期生物化学和内分泌学的成份。他在书中指出:将“内丹”和西方的“灵魂化学”视为同出一辙,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为了处理一些和西方迥然不同的观念,李约瑟用了几个新名词来翻译中文的专门术语5分册虽然是化学篇,但它在很多方面和中国医药学有共通之处。

  李约瑟在解释“内丹”是一种生理化学活动后,又对内丹的历史和各种不同的修炼内丹的方法作了介绍,例如服气、唾液和精液的运用、房中术、身体的运动和按摩、静坐和存思、光学医疗法等。中国的生理炼丹药引致尿固醇和蛋白质内分泌的产生。李约瑟在书中就此写道:“(中国的)内丹成为世界早期生物化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值得我们庆贺的一件事。”

  第5分册中,还记载了鲁桂珍的两项重大发现。

  一是她发现17世纪孙一奎所著《东水玄珠》一书,书中阐发了修炼“三元”(精、气、神)的整套理论。

  二是鲁桂珍在披阅《本草纲目》中关于人体自身物质中提炼药物一章时,惊奇地发现古代中国人虽然对现代科学的有机化学结构式等一无所知,然而领先谨慎操作,使用经验的方法,得到了激素,并付诸应用。

  10年间,这4大册评述中国炼丹术的巨著的出版,引起了国际科学界的普遍好评。李约瑟对炼丹史的研究是史无前例的,这套书是第一本系统探讨全部现有的炼丹术文献的书籍。

  火药

  1987年,SCC第5卷第7分册火药与火器史出版。

  李约瑟对火药及火器史的研究由来已久。早在抗战援华期间,他便开始搜寻这方面的资料,并在王庄结识了王玲,成为他的得力助手。这部分的撰写花费了他近6年的时间。虽然他的合作者们一致认为,初稿本已不错,他不该在这方面再耗费四五年时间,况且他还必须利用有生之年完成那些尚未完成的部分,然而李约瑟因兴之所至,竟越写越起劲。

  李约瑟经研究发现,火药武器的发展无疑是中世纪中国最大的成就之一。火药的发现与道家炼丹密切相关,火药的最早记载即出于《道藏》中的《真元妙道要略》。该书列出道教炼丹士慎勿从事的30件事,其中之一:“有以硫磺、雄黄合硝石并蜜烧之,焰起,烧手面及烬屋舍者”,也就是不要把硝和炭、硫、砒等混和。如果这样做了。弄不好手会被烧伤,脸被灼伤甚至房屋会被烧毁,这项记载出于公元850年。

  自此,火药便迅速发展起来,到919年火药已用作喷火器的导火线。1030年,火药已用于炸弹和榴弹之中。“这样我们现在可使中国最先发明火药的久已称著的证据大白于世。看来很明显,西方缺乏硝石必定是对这项开发事业的限制因素”。

  对于火药发展史中火药配方问题,李约瑟和鲁桂珍认定《武经总要》中的3个配方是最古老的配方。

  《武经总要》为宋初1044年曾公亮编。而欧洲在1327年,或在1285到1290年间,才第1次提及火药的配方。

  李约瑟还对《武经总要》中这三个配方交给英国皇家军备研制局配制实验,以观其效。他在研究后发现,火药中硝的成份是逐年增加,最后逐渐上升到75%到80%,达到理论上的最佳点。另外一个有价值的发现是,从《武经总要》、《火龙经》及14、15世纪以前中国更早的书籍中得到的资料看,硝、硫、炭的成份的平衡点散在表上各处,这说明当时还在进行各种不同配方的实验。而阿拉伯及欧洲的最早记载中,这两平衡点一律集中在硝的成份为75%左右。

  看来,在火药知识传入欧洲的同时,基本配方知识也随之传入。

  公元919年中国五代时期,使用猛火油或石油的火焰喷射器的出现,标志着火药开始用于战争。后来迅速进入火炮阶段,使用弹力抛掷器抛掷火药包,及宋代,已发展成炸弹式的火炮。火箭的发明则晚于火炮,它在13世纪开始用于战争。

  李约瑟还对火器传到西方世界的途径作了三种假设。

  他纠正了关于火药阴暗面的错误观点,指出火药不仅用在战争中,在和平技术中也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他认为,中国人首先发明人类所知的最早的化学炸药有以下十分重要的两个意义。第一,它不应被看作是一种纯粹的技术成就。黑色火药并不是工匠、农民或石工的发明,它来自道家炼丹家的系统的研究。

  最早的爆炸混合物是在希望长生不老药的鼓舞下,系统探索大批物质的化学和药学性质的过程中产生的。

  第二,在黑药火药的史诗中,还有对这种在社会上有破坏性发现的另一种。这种情况在中国无论如何总可以从容对付,而在欧洲则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从莎士比亚时代起的数十年,实际上数百年间,欧洲历史学家已承认,14世纪臼炮的首次轰鸣敲起了城堡的丧钟,因而也敲响了西方军事贵族封建制度的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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