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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事实胜于雄辩。如果世界人口每25年增加1倍，那么从马尔萨斯的理论出世算起，现在世界人口应该是500多亿，而不是现在的50多亿。

　　为了使虚构的“定理”有一个说得过去的基础，马尔萨斯从安德森（James.Anderson，1739-1808，英国农场主和经济学家，在李嘉图之前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级差地租的原理，是李嘉图地租理论的先驱者）那里引述了“土地收益递减规律”。马尔萨斯认为人类生活资料是由较低形式的动植物所组成，如果土地的供给大到足以与膨胀的大概相适应，在没有阻碍的情况下，“它可能永远增长并且增长得大于任何可指定的数量”，人口与食物的供给可以均衡发展。但由于地球表面的有限性，按照土地收益递减规律，在单位面积的土地上递加投资，农产品的产量不是相应地增加，而是递减，食物的供给终于变得越来越吃力。

　　而人口的繁殖并不受到这个规律的约束，“人口的力量在每一个时期里仍然占着那么大的优势”，人口的增长率与食物的增长率能平衡发展。由此马尔萨斯断言，即使能创造出像葛德文所想象的理想的社会制度，在那个社会里，如果丧失阻止人口增长的压力，它也不会长久存在下去。因此人们的贫困和饥饿不是人的过剩，而是因为土地的生产力没有随着人口的增长而扩大，无力供养的结果。由此他得出结论说：人类社会由贫穷所产生的不幸，是顽固的自然规律发生作用的结果，与社会制度无关。

　　马尔萨斯在把世界描绘得天昏地暗不可终日之后，这位“悲天悯人”的神甫提出了解决人口过剩及其所导致的饥饿和贫困的妙术。这种妙术就是两种“抑制”：积极抑制和预防抑制。

　　马尔萨斯认为，人类生存必需食物，这是普遍规律，人类的情欲必然导致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在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增长两者不平衡的时候，人口自然规律要求两者必须保持平衡。这就必然产生一种强大的妨碍来阻止人口增长，这种妨碍就是贫穷与罪恶，它表现为失业、疾病、饥荒、瘟疫、暴行、战争等，即所谓的“积极抑制”。

　　马尔萨斯说：“对人口的积极抑制是极其多样性的。它包括产生于罪恶或苦难的各色各样的原因，或多或少都会缩短人的寿命。所以，在这一类里可以举出各种不卫生的职业，剧烈的劳动和受严寒盛暑的煎迫，极度的贫困，对儿童的恶劣保育，大城市的拥挤，各种各样的过度行为，连串整套的普遍疾病和传染病、战争、瘟疫和饥荒。”简单地说，所谓人口的积极抑制，就是用提高人口死亡率、消灭现存人口的办法，使人口与生活资料之间保持平衡。尽管马尔萨斯非常露骨地鼓吹饥饿、疾病、战争、溺婴、贫困、阻碍增殖的社会习惯等，在抑制着人口增长倾向中有所谓“巨大”的作用，但他对别人的反对和谴责感到很委屈，痛苦万分。他认为自己并不同意疾病和溺婴，更不是鼓励战争和饥饿。他辩解说：“把我判断为人口的敌人是完全误解我的议论的。我只不过是罪恶和贫困的，从而是产生这些在人口与食物之间不利的比例的敌人而已”。

　　马尔萨斯在第二版中放弃自己是一个批评者，俨然以一个社会改良者的面目出现，在人口抑制方面作了一些新的补充，那就是他给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找到了一个摆脱贫困和罪恶的“妙法”，即所谓“预防抑制”。

　　预防抑制包括道德节制和罪恶抑制，其作用在于使出生率减低，防止新的人口增加。道德节制就是节欲，推迟结婚，直到具有赡养一个家庭的能力时才结婚，并且避免不规矩的满足。罪恶抑制指避孕节育、独生主义、打胎、不正当不自然的交接等。他认为道德抑制是上策，罪恶抑制是下策，因为牧师的观点看，后者是不道德的、不自然的行为。为了防止人口过度增长，关键在于做好及早的和充分的“预防抑制”，以免将来出现“积极抑制”。马尔萨斯的这个观点多少有一点参考价值。

　　按照马尔萨斯对道德抑制的解释就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无力赡养子女就不应该结婚，而且在婚前要保持贞操，不然就要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因此，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应该晚婚、独身、禁欲，这就是马尔萨斯所标榜的“黄金道德”。否则，按马尔萨斯所说，由于人口增殖超过生活资料增长而产生的贫困和罪恶就不可避免，作为人类病患的战争也无法解除。

　　马尔萨斯认为战争的一个主要原因和最强烈的刺激无疑是生存空间和仪器的缺乏，子孙的繁殖既是战争不息的结果又是它的原因。在马尔萨斯看来，战争的根源就是人口迅速增加。因此必须对人口采取积极的抑制和道德节制，似乎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增长保持平衡，就可以消除一切灾难。马尔萨斯的荒谬理论成了统治阶级发动战争的幌子和引以开脱罪责的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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