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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二章　初登社会舞台

　　还在卡尔·马克思订婚以前，他的父亲就决定让他到柏林去继续求学了。

　　卡尔的订婚不仅没有动摇、反而加强了老马克思的这个决定。他是一个谨慎的人，由于他们的结婚将要推迟到很久以后，因此他认为使这对爱人彼此离得远一些是有益的。他之所以选择柏林，也许是出于普鲁士的爱国主义，也许还由于柏林大学没有那种寻欢作乐的习气，而在这位关怀备至的父亲看来，卡尔·马克思在波恩已经十足地沾染了这种习气。关于柏林大学，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曾说过：“比起这儿的习艺所来，其他的大学简直就是酒店。”

　　无论如何，这个青年学生自己并没有选择柏林作为进修大学学业的地方。卡尔·马克思喜欢他的阳光明媚的故乡，而对于普鲁士的首都则终生都是厌恶的。

　　黑格尔哲学虽然在它的创立者死后比他生前更加风行于柏林大学，然而它也不能把卡尔·马克思吸引到柏林去，因为当时黑格尔对他来说还不完全是陌生的。

　　何况，他还必须同他所热恋的姑娘分离。不错，他曾经答应过，他要以她同意将来和他结婚为满足，而暂时控制一切感情的流露。但誓言总是“写在水上的”，恋人们的这一类誓言尤其是如此。马克思后来告诉他的孩子们说，由于对他们的母亲的爱，他在那些年里简直如痴如狂，而在他得到允许和未婚妻通信以前，他那青春的热情始终无法平静下来。但是，直到他来到柏林一年以后，他才接到她的第一封信。

　　1836年10月22日，卡尔·马克思进入柏林大学。但是他对那里的课程似乎并不十分感兴趣。

　　在9个学期当中，他只不过修了12门课程，主要是法学必修课，而且就是这12门课程，他大概也很少去听讲。在正式的教师当中，只有爱德华·甘斯一人对卡尔·马克思的精神发展有过一些影响。他听甘斯讲授刑法和普鲁士国家法，而甘斯本人曾证明马克思在听他的课时是“极为勤奋”的。但考语照例总要夹杂一些个人情面的成分。比这样的考语更有说服力的，是马克思在最初几篇论文中跟历史法学派所进行的无情论争。富有哲学修养的法学家甘斯也曾斥责了这个学派的偏狭和愚钝，以及它对法律和立法的发展的有害影响。

　　不过，据马克思自己说，他在大学修法学课程只是次要的；他认为历史和哲学才是主要的课程，但就是这两门课程他也很少去听讲，而仅仅选修了加布勒尔所开的必修课逻辑学。加布勒尔是黑格尔的正统继承者，然而也是黑格尔的所有平庸的附和者当中最平庸的一个。作为一个思想家，马克思在大学时代就已经独立地工作了。他在两个学期中所获得的大量知识，如果按照学院式的喂养方法在讲堂上点点滴滴地灌输的话，就是20个学期也是学不完的。

　　初到柏林的时候，马克思沉溺在一个“新的世界、爱情的世界”中。“沉醉于爱情而希望渺茫的”他，把自己的感情倾泻在写满了三册的诗篇中，这些诗篇都是献给“我亲爱的、永远有着的燕妮威斯特华伦”

　　的。这些诗到达燕妮手里时已经是1836年12月，而她就像马克思的姐姐索菲亚在寄往柏林的信中所说的，“含着悲喜交集的眼泪”读了这些诗。一年以后，作者本人在写给父母的一封长信中，对自己的缪斯的产儿作了十分苛刻评判：“模糊而不成形的感情；不自然；纯粹是从脑子里虚构出来的；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完全对立；修辞上的斟酌代替了诗的意境”。要知道，开列这张罪状的正是这位青年诗人本人啊。虽然他也附带声明说，在这些诗中“或许有某些热情和对大胆飞翔的追求”，但是如果这些可嘉的品质还能够作为减轻罪状的条件，那也只是就席勒的那些“劳拉之歌”的意义和程度而言。

　　总的说来，这些青年时代的诗作散发着平庸的浪漫主义气息，而很少响彻着真实的音调。而且，诗的技巧是笨拙的，这种情况在海涅和普手顿之后是不应该再出现的。这样，马克思表现在他的学术著作中的高度艺术才能，一开始就是沿着一条奇特的道路发展的。就语言的气势和生动来说，马克思可以和德国文学上最优秀的大师媲美。他也很重视自己作品的美学上的谐调性，而不像那些浅陋的学者那样，把枯燥无味的叙述看成是学术著作的基本条件。但是，在缪斯放在马克思的摇篮里的许多天赋之中，毕竟没有韵文的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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