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4)_应天故事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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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不过，马克思在1837年11月10日给父母的长信中说，诗歌只能是而且也只应该是一种附带的事。他认为自己的本分是研究法律，而他最迫切地愿望是想在哲学方面试试自己的力量。他研究了海尼克修斯、提波和各种典籍，把罗马法全书的头两卷译成德文，并且试图在法的整个领域内创立一种法哲学体系。这部“倒楣的著作”，据他说，已经差不多写到300印张之多，不过这个数字可能只是一个笔误。　　最后，马克思看出“这全盘是一个错误”，便投入了哲学的怀抱，打算创立一种新的形而上学体系。但是随后他又发现这种努力是徒劳无益的。这期间，他养成了给所有读过的书——例如莱辛的《拉奥孔》、佐尔格尔的《艾尔温》、文克尔曼的《艺术史》、路登的《德意志人民史》——写摘要的习惯，并且在页边空白处批注自己的感想。同时，他还翻译了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和奥维狄乌斯《哀歌》并且开始自学，也就是说依靠语法书学习英语和意大利语，虽然一时收不到什么效果。他还读了克莱因的《刑法》和他的《编年记》，以及所有的文学新作，不过后者只是顺便读读罢了。　　这第一个学期的结果是，“熬过了许多的不眠之夜，进行了许多次战斗，经受了许多的内部和外部刺激”，然而所得甚少。在这个期间，马克思抛开了大自然、艺术和整个世界，疏远了朋友。加之，他的年轻的身体疲劳过度，因此他遵照医嘱迁居到施特拉劳去，这地方当时还是一个安静的小渔村。在那里，他很快就恢复了健康，重新开始紧张的精神搏斗。在第二个学期里，他也吸取了极为广博的各种知识，但是在他的学习方面，黑格尔的哲学越来越明确地成为变换不息的现象中的一个固着点。当马克思初次接触到黑格尔哲学的片断时，他并不喜欢它的那种“古怪而粗犷的格调”；但是在又一次生病的时候，他从头到尾地研究了它，并且加入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博士俱乐部”。　　在那里，通过思想论争，他越来越接近于这个“现代世界哲学”，不过，他内心的一切丰富的声音当然不免静止下来，而“在这样多的东西遭到否定之后”，他陷入了“一种真正的讽刺狂”。　　卡尔向自己的父母倾吐了这一切，并且在信的结尾处请求允许他立刻回家，而不要像他父亲以前那样等到第二年复活节的时候。他希望向父亲诉说他精神上的“极度动荡不宁”。只有在父母的“慈颜”之前，他才能平息那些“不安的幽灵”。　　那时已经病魔缠身的父亲，又在儿子身上看到那个老早就曾使他担忧的“魔”。自从他把“某人”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来钟爱以来，自从一个非常可敬的家族同意缔结爱女遭遇生活的坎坷的姻缘以来，他更是加倍地惧怕这个魔影了。他也绝不致于固执到要给儿子规定生活的道路，只要卡尔能够选择一条使自己有可能完成“神圣的天职”的生活道路。但是这位父亲现在只看见前面是一片波涛汹涌的海洋，而没有一个安全的碇泊之所。　　因此，尽管亨利希·马克思很“软弱”，——这一点他自己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他还是决定“破题儿严厉一番”。他在12月1日的回信（这是一封以他所特有的方式措词“严厉的”回信）中，就用了一种夹杂着沉痛的叹息的过分夸张的词句。父亲问卡尔是怎样履行他所承担的职责的，接着自己回答说：“让上帝来判断吧！毫无秩序；杂乱无章地涉猎各门学问；在油灯的昏暗光下胡思乱想；不是拿着酒杯撒野，而是穿着学者的睡衣、蓬头散发地在那里撒野；愁眉不展地落落寡合，不近人情，甚至连自己的父亲也毫不关心。处世之道只局限在肮脏的小屋里。　　那里，在极端的杂乱无章中，燕妮的情书和父亲的可能是含泪书成的温谕，大概都被当作卷烟纸使用了，当然，这总比漫不经心地让它们落到不相干的人手里要好些.”写到这里，父亲被悲伤压倒了，为了保持严厉无情的态度，他不得不服用医生给他开的药丸来自持。接着他严厉地训斥了卡尔的枉费：“就好像我们是财主一样，少爷一年之内，不顾一切规劝，违反一切习惯，胡乱花了差不多700塔勒，而有钱人还花不到500塔勒”。当然，卡尔并不是一个挥霍无度的浪荡儿，但是一个几乎每星期都在创立新体系和摧毁旧体系的人，难道会去注意这些生活小节吗？大概是随时随地都有人欺骗他，随便什么人都把手伸到他的钱袋里去。　　这封信是在1838年2月10日写的。那时亨利希·马克思刚刚在病卧5个星期之后起来。但是病情的好转并没有保持多久。他的病——肝病——又复发了，而在三个月之后，即1838年5月10日，卡尔·马克思的父亲与世长辞了。死来得正是时候，它使父亲的心免于因痛苦和失望而逐渐破碎。　　卡尔·马克思终生以真挚的感激心情怀念着自己的父亲。正像父亲曾经把对儿子的爱珍藏在内心深处一样，儿子也把父亲的形象铭记在心中，直到走进坟墓。　　从1838年春天丧父以后，卡尔·马克思又在柏林住了3年。在这一段时间里，他同“博士俱乐部“的成员们交往，而这个俱乐部中的精神生活为他开辟了通向黑格尔哲学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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