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5)_应天故事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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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黑格尔的学说当时还被认为是普鲁士的国家哲学。　　文教大臣阿尔坦施泰因和他的枢密顾问官约翰·舒尔采给予这个学说以特殊的保护。黑格尔把国家尊崇为伦理观念的化身，尊崇为绝对合乎理性的东西和绝对的目的本身。因此他认为国家对个人具有无上的权威，而个人的最高义务则是成为国家的一员。这种国家学说极其适合普鲁士官僚的口味，因为它使查究“煽动者”这样的罪恶行为也蒙上了光彩。　　马克思在这3年中所与之交往的柏林青年黑格尔分子，也是《哈雷年鉴》撰稿人。“博士俱乐部”是由一些大学讲师、中学教员和作家组成的。这些人都正当盛年，精力充沛。鲁滕堡——马克思在给父亲的一封信里称他是自己在柏林“最亲密的”朋友——在柏林士官学校当地理教员。他被开除了，据说是因为一天早晨有人看见他醉倒在水沟里，而实际原因却是，人们怀疑他在莱比锡和汉堡的报刊上写过“恶意的”文章。实际上，对马克思影响最大的是“博士俱乐部” 　　的两个最杰出的成员：柏林大学讲师布鲁诺·鲍威尔和多罗特恩施塔特实科中学教员卡尔·弗里德里希·科本。　　卡尔·马克思加入“博士俱乐部”的时候刚刚满20岁。但是，正像后来所常常发生的那样，每当他加入一个新团体之后，他立刻就变成了这个团体的精神中心。鲍威尔和科本都比他大十来岁，但他们很快就承认了马克思的卓越才智，认为没有比这个青年更好的战斗伙伴了，虽然这个青年还能向他们学习许多东西。　　20年后，当马克思重访柏林时，他发现科本“还是那个老科本”，并且一起欢庆了他们的重逢。此后不久，在1863年，科本便逝世了。　　柏林青年黑格尔派的真正首领是布鲁诺·鲍威尔。　　他是黑格尔的最卓越的弟子，并且被公认为如此，特别是当他抨击了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并受到施特劳斯折猛烈还击的时候。文教大臣阿尔坦施泰因保护了这个大有前途的天才。　　当1839年秋天布鲁诺·鲍威尔催促马克思赶快了结他的“无聊的考试”时，他的这种焦急情绪是有一定的理由的，因为马克思已经在大学里度过了8个学期。但是他大概不会认为马克思真的会在这场考试面前怯场，否则他就不会断定，他的年轻的朋友一交手就能把波恩的哲学教授们打垮了。　　不论是在当时，或是在此后的一生中，马克思的性格的特征都是：不知餍足的求知欲迫使他迅速地置身于最困难的问题，而无情的自我批判精神却妨碍他同样迅速地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按照这种方式进行工作的话，那末他显然就会深深地陷进希腊哲学了。哪怕单是把那三个自我意识的体系完全研究清楚，也不是在几个学期里能够做到的事。恩格斯是比较能够理解这一点的，但是后来当马克思陷入无止境的自我批判的时候，就连他也有时表现出不耐烦的情绪。　　此外，在这个“无聊的考试”中出现了另一种复杂情况——如果对鲍威尔来说不是如此，那末对马克思来说却是如此。还在父亲在世的时候，马克思就决定献身于学术，不过当然他仍有必要从事一门实际的职业。但是自从阿尔坦施泰因死后，“教授生涯”中足以弥补它的许多不利因素的最诱人的一面，即大学讲坛上讲授哲学的相对的自由，也就不得存在了。关于学院式的假发别无其他好处这一点，鲍威尔曾在从波恩写的信中绘影绘声地谈到过。以致马克思决定放弃了在一个普鲁士的大学通过考试的念头。他不愿意让一个什么艾希霍恩的唯命是从的帮手们作弄他，但这决不意味着他放下了武器、放弃了斗争。恰恰相反！　　他决定在一所较小的大学接受博士文凭，同时发表自己的博士论文，并附上一篇大胆的挑战性的前言，然后定居波恩，与鲍威尔一道出版一种激进报纸。　　1841年4月15日，耶拿大学根据他的一篇论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论文，在他缺席的情况下授他以博士学位。这篇论文只是一部更大的著作的第一部分，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打算全面论述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哲学同整个希腊思辨思维的关系。在这里，他只是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关系，而且只谈到同较古的思维体系的关系。　　马克思还没有来得及把他新得到的文凭放进口袋里，他寄托在文凭上的全部生活计划，便由于浪漫主义反动派的新的迫害而被打破了。　　1841年夏天，在艾希霍恩的压力下，各大学神学系对布鲁诺·鲍威尔开始进行可耻的攻讦，因为他批判了福音书。除了哈雷大学和科尼斯堡大学以外，所有的大学都背叛了新教的讲学自由的原则，而鲍威尔终于被迫屈服。这样一来，马克思插足于波恩大学的一切可能性就都消失了。　　同时，出版一种激进报纸的计划也落空了。新国王以出版自由的“捍卫者”闻名，根据他的指示，制定了一道温和的书报检查令，于1841年底颁布。　　但是这个国王却提出了一个条件，即出版自由不得超出浪漫主义情绪的范围。按照他的敕令，卢格在莱比锡由维干德出版的《年鉴》应接受普鲁士书报检查机关的检查，否则他的杂志将被禁止在普鲁士境内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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