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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最初，马克思实事求是地回信，力求把“自由人“对《莱茵报》的投稿引上正路.“我向他们提出了要求：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说些漂亮话，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我声明说，像他们这种在偶然写写的剧评之类的东西是偷运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原理即新的世界观的手法，我认为是不适当的，甚至是不道德的。我要求他们，如果真要讨论共产主义，那就要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更彻底地加以讨论。我还要求他们更多地联系着对政治局势的批判来批判宗教，而不是联系着宗教的批判来批判政治局势，因为这样做才更加符合报刊事业的本质。要知道，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并随着那以宗教为理论的被颠倒了现实的消灭，宗教也将自行消灭。最后，我向他们建议，如果真要谈论哲学，那末最好少卖弄无神论这块招牌（这使人想到小孩向任何愿意听他讲话的人保证他不怕妖怪），而多向人民宣传哲学的内容。”从这些话可以看出，马克思是按照什么样的原则来编《莱茵报》的。

　　但是，在他这封劝告的信寄到以前，马克思就接到梅因的一封“蛮横无礼的信”，信中恰恰是要求《莱茵报》不要“表现得稳健持重”，而要“以最极端的方式”来行动，换句话说，就是要《莱茵报》为了迎合“自由人”而让自己遭到压制。这终于使马克思忍无可忍。他写信给卢格说：“这一切都显示出梅因的那种难于置信的虚荣；他不懂得，为了挽救一个政治机关报，是可以牺牲几个柏林吹牛家的；而他所考虑的只是他那个小集团的事情……”

　　马克思在和卢格商议出版《德法年鉴》。他写信对卢格说，在出版这个杂志的计划一经确定之后，他就要到克罗茨纳赫（他的岳母自她丈夫死后就住在那里）去，并且在那里结婚；他打算婚后在岳母家里再住几个月，因为“在着手工作以前，我们无论如何得做一些准备工作……”

　　“我可以毫不带浪漫主义意味地对您说，我已经从头至脚陷进了情网，而且陷得极深。我订婚已经七年多，我的未婚妻为我进行了极其激烈的、几乎摧毁了她的健康的斗争：一方面是反抗她的虔诚主义的贵族亲属，这些人把‘天上的君主’和‘柏林的君主’同样看成是崇拜的对象；另一方面是反抗我自己的家族，其中坐守着几个牧师和我的其他敌人。因此，多年来我和我的未婚妻经历过许多不必要的严重冲突，甚至比许多年龄三倍于我们经常谈论自己的‘人生经验’的人所经历的还要多”。

　　新的杂志的出版不是没有困难的，但它还是相当快地出版了：马克思甚至用不着到莱比锡去。在相当有钱的卢格以6000塔勒的投资入股“文学社”以后，弗吕贝尔就决定负责出版该杂志。马克思被聘为编辑，年薪500塔勒。有了这样的前景，他就在1843年6月19日同他的燕妮结了婚。

　　《德法年鉴》的出版地点仍然没有确定下来。在布鲁塞尔、巴黎和斯特拉斯堡三个地方的选择上举棋不定。亚尔萨斯的城市对于青年的马克思夫妇最具有吸引力，不过在弗吕贝尔和卢格到巴黎和布鲁塞尔去初步了解过以后，终于选定了巴黎。诚然，在布鲁塞尔比在巴黎有更多的出版自由，因为巴黎实行着保证金制度和九月法令。但是，在法国的首都，编辑部可以比在布鲁塞尔更接近德国的生活。卢格写信鼓舞马克思说，在巴黎，只要有3000法郎或者再多一点，就能过得很舒服了。

　　按照原订计划，马克思在岳母家中度过了新婚的最初几个月，而在11月间这对新夫妇就到巴黎去了。

　　他在祖国的生活的最后音讯是1843年10月23日从克罗茨纳赫寄给费尔巴哈的一封信，请费尔巴哈为《德法年鉴》创刊号写一篇批判谢林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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