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19)_应天故事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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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

为了重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于1850年3月发表了一份由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告同盟书》。享利希·鲍威尔以特使的身份把这份《告同盟书》带到德国。作者们的出发点是这样一个信念，即新的革命即将爆发，这个革命“将由法国无产阶级的独立起义所引起，或由神圣同盟对革命的巴比伦的侵犯所引起”。正如三月革命使资产阶级获得胜利一样，新的革命将给小资产阶级带来胜利，而小资产阶级又将出卖工人阶级。因此，《告同盟书》警告工人不要被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关于团结和协调的宣传所欺骗，不要使自己降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附庸。　　但是，革命没有像《告同盟书》宣称的那样到来，1850年夏天，法国废止了普选权，然而这并没有引起工人阶级的起义。而流亡者却不顾现实要人为地制造革命，这就是马克思与流亡者的区别和分歧。在1850年9月15日的中央委员会议上，发生了公开的分裂。马克思从中得到的经验是：“政治革命产生于严重的经济危机，而政治反革命则根源于生产的新高涨。而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资产阶级社会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还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现代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发生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 　　1850年11月的这些日子差不多正好是马克思前半生的结尾，而且不仅仅从表面说来是马克思生活道路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他自己深切地感到这一点，而看来恩格斯也许比他感觉得更深切。　　“谋生的迫切需要”对马克思来说也起着重大的作用。他当时生活十分困难。1849年11月他的第四个孩子，一个名叫格维多的儿子诞生了。母亲亲自给这孩子哺乳，她在谈到这个孩子时写道：“我可怜的孩子在吃奶时从我身上吸去这样多的忧虑和隐痛，以致他总是生病，日日夜夜受着极大的痛苦。从他出生以来，他没有一夜睡到两三小时以上的。”这不幸的孩子生下来一年就死了。　　马克思和他的一家从他们最初在切尔西的住宅里被粗暴赶了出来，因为虽然他们向二房东付了房租，二房东却没有把钱付给房主。后来，他们经过许多困难和麻烦才在莱斯特广场附近的莱斯特街的一家德国旅馆找到了一个落脚处，不久又从那里搬到索荷广场区第恩街二十八号，在那里的两小间房里住定下来，一直住了6年。　　但是这并未能使他们摆脱贫困。相反，贫困日益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1850年10月底，马克思写信给法兰克福的魏德迈，请他赎出并且卖掉典当在那里的当铺里的银器；只有属于小燕妮的一套儿童餐具一定要保留下来。他写道：“现在我的处境是，无论如何要弄到钱，以便能够继续工作。”正好在这一时期，恩格斯迁回曼彻斯特去从事那“倒楣的商务”，他决定这样做，显然首先是为了帮助他的朋友。　　在这个困难的时期，马克思的其他朋友越来越少了。马克思夫人在1850年写信给魏德迈说：“真正使我深感痛苦、于心不安的是，我的丈夫必须为这些小小的不幸操心，而能够帮助他的人又很少；他曾经那么乐于帮助别人，但他在这里却得不到任何援助。　　然而亲爱的魏德迈，请不要以为我们要向什么人提出要求。我丈夫向那些在思想上请教过他、求他帮过忙的人们只会要求一件事情，这就是为他的杂志付出更大的力量，积极地参加这一工作。我能够自豪而大胆地肯定这一点。这是他们应该为他做的一点小事情，做这点事谁也不会受到什么损失。我就是为这件事感到痛苦。但我的丈夫却不以为然。即使在情况最恶劣的时候，他也从来没有对未来失去信心，而总是保持着极好的兴致，当他看到我很愉快而亲爱的孩子们向母亲撒娇的时候，他就心满意足了。”正如当朋友们沉默冷落的时候她关心丈夫一样，当敌人张牙舞爪的时候他也关心她。　　1851年5月，马克思的一个完全可以信赖的忠实朋友来到了伦敦。在以后的几年当中马克思也一直同他保持着亲密的友谊。这就是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但是接踵而来的是一个不幸的消息：5月10日，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特使，裁缝诺特荣克在莱比锡被捕。他是为了宣传的目的到莱比锡去的。警察从他随身带着的文件发现了同盟的存在。接着，科伦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们被捕，而弗莱里格拉特只是由于来到了伦敦才得以幸免，虽然他根本没有想到他所面临的危险。当他一出现在伦敦，德国流亡者中所有的小派别都争相拉拢这位著名的诗人。但是弗莱里格拉特宣布，他将只支持马克思和他的亲密的朋友。因此，他拒绝了约他参加定于1851年7月14日召开的集会的邀请。这次集会的目的是要再一次试图把德国流亡者联合为一个整体。这个尝试也像过去的历次尝试一样失败了，只引起了新的争吵。7月20日，成立了卢格领导下的“鼓动联盟”，而在7月27日，成立了以金克尔为首的“流亡者俱乐部”。这两个团体不久就不仅在伦敦、而且在美国的德文报刊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和这种闹剧相反，马克思同新大陆建立了真正的联系。由于生活越来越困难，——“不可能再这样活下去”（马克思在7月31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这样说），——马克思便考虑同威廉·沃尔弗一起为美国报纸出一种石印的《通讯》；但是几天以后他接到北美销路最广的报纸《New-York Daily Tribune》（《纽约每日论坛报》）聘请他做经常撰搞人的通知，这个聘请是该报的出版人德纳提出的。马克思和德纳早在科伦时就相识了。马克思的英语当时还没有熟练到可以用来写作的程度，所以起初恩格斯帮助他，为他写了几篇论德国革命和反革命的文章。此后不久，马克思终于在美国出版了他的一部用德文写的著作。　　我们说，马克思在英国找到了第二祖国，但祖国这个词的涵义当然不应该理解得过于广泛。在英国，马克思从来不曾因为他的革命宣传活动而受到迫害，虽然这种活动在不小的程度上是反对英吉利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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