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18)_应天故事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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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

§第六章　流寓伦敦　　在马克思从巴黎寄给恩格斯的最后一封信里，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说，他有可能在伦敦创办一个德文杂志，而且一部分钱已经有了着落。恩格斯在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后就作为一个流亡者住在瑞士。马克恩在信里请他立刻到伦敦去，于是恩格斯应邀从热那亚乘帆船前往伦敦。　　现在已经无从查明，他们打算创办的这个杂志的经费从何而来。无论如何，这笔钱的数目不会是很大的，而且，他们显然也并未指望这个杂志能长久存在下去。马克思希望三四个月后会爆发世界战争。1850年1月1日，卡尔·马克思主编《〈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召股启事》在伦敦登了出来，由康拉德·施拉姆作为企业的出版负责人署名.启事中说，《新莱茵报》的同行们去年夏天在南德和巴黎参加了革命运动，以后他们又聚集在伦敦，决定在这里继续出版报纸。这报纸暂时将只是以月刊的形式出版，每期篇幅近5印张。但是只要经济条件一旦允许，报纸便将改为双周刊，甚至在可能的时候改为像英、美周刊那样的大型周报，然后，当情况允许回到德国时，再立刻把周报改为日报。接着，启事征求认股，每股50法郎。　　但是大概并没有征得多少股份。杂志是在汉堡印刷的。那里有一家书店承办代销业务，从每份每季订阅价格25银格罗申中抽取百分之五十作为佣金。这家书店没有为这事卖很大的力气，特别是因为普鲁士的军队占领汉堡这一情况使它不能这样做。不过，即使它更热心一些，情况也不会更好。拉萨尔在杜塞多夫还征集不到50个订户，而预订了100份在法兰克福推销的魏德迈，半年中也只收回51盾的款子。　　他说：“虽然我已经够惹人厌烦的，但是，人们还是不顾我的一再催促而不肯急于付款。”马克思夫人在写给魏德迈的信中完全有理由痛心地说，这项出版事业是被粗心和混乱的经营给毁了，不知道哪方面应该负更大的责任：是书店、科伦的熟人和管理人员的疏忽大意，还是民主派的态度。　　刊物的编辑准备工作做得不够，这也要负一部分责任，而这工作实际上全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担负的。　　1月号的原稿直到2月6日才寄到汉堡。但是，这计划总的说来还是付诸实行了，这是后世应该感谢的，因为如果再延迟几个月，革命情绪的迅速低落就会使它根本不可能实现。六期《评论》是一个珍贵的见证，证明马克思——像马克思夫人所说的——“由于自己的毅力，由于平静、明确而沉着地意识到自己的本质”，能够超然于生活的繁琐忧虑之上，而这些生活琐事是每日每时都在“最恼人地”干扰着他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后者更甚于前者——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常把未来的事情看得过分迫近。他们时常在花几乎还没有开的时候就希望立刻摘取果实。为了这一点，他们有多少次被斥责为假预言家啊！而对一个政治家来说，被称做假预言家并不是一件特别荣幸的事。　　随着6月13日巴黎起义的失败，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的失败，以及沙皇对匈牙利革命的镇压，整整一个革命阶级已经结束了。新的革命高潮只有在法国才可能出现，因为那里的革命还不定局。马克思十分坚定地相信这个高潮会到来。但是这一点非但没有妨碍、反而促使他对法国革命的过去一个时期进行了嘲笑和对一切幻想的无情批判。他从内部的根源出发，即从经济矛盾出发阐明了这个错综复杂的斗争过程，而这一过程是空谈理论的政治家们通常认为不可能解释清楚的。　　因此，他在发表于《评论》头三期上的几篇文章中，用两三句简短而中肯的话就解决了当时的一些最错综复杂的问题。他说：“在六月事变以前制定的最初宪法草案中，还提到了劳动权，还提到这个初次概括无产阶级各种革命要求的笨拙公式。现在这个公式却已转化为享受社会慈善救济权，——但是试问哪一个现代国家不是这样或那样饲养着自己的乞丐呢？劳动权在资产阶级的意义上说乃是一种胡说，乃是一种可怜的善良的愿望，其实劳动权是表示控制资本，而控制资本又表示占有生产资料，使其受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支配，从而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马克思首先以法国历史为例，透彻地说明了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飞轮。确实，阶级斗争特别明显地以古典的形式出现在中世纪以来的法国历史上，而这一点也足以说明马克思为什么对法国历史特别偏爱。发表在《评论》上的这篇文章以及关于波拿巴政变和后来关于巴黎公社的另几篇文章，都是马克思的小部头历史著作宝库中最晶莹灿烂的宝石。　　每月评论都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执笔，写的时候他们注意经济生活的发展。他们还合写了一些文章来批判三月革命前的文坛巨擘们：德国的哲学家道梅尔、法国的史学家基佐和英国的奇才卡莱尔。　　1850年4月《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四期出版以后，这个刊物就不再按期出版了，原因是4月号上发表了一篇批判哥特弗利德·金克尔的文章，金克尔在军事法庭上背弃了革命和自己的战友。　　在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除了出版《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外，还以全副力量从事了两件创举，这两件事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他们同其余流亡者的关系以及与他们分离的原因。其一是成立了流亡者委员会。当瑞士当局对流亡者采取日益敌对的态度以后，流亡者大批地通入伦敦。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同鲍威尔、普芬德、维利希一起成立了流亡者委员会来援助这批人；另一件创举是重建共产主义者同盟。这样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老盟员差不多全都聚集在伦敦；同时一些新的力量也相继团结在马克思周围，其中李卜克内西成了马克思最忠实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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