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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

　　当马克思把巴黎的起义说成是“我们党”的事业的时候，这从两种意义上说来都是正确的：从一般意义上说来是因为巴黎工人阶级是运动的骨干，而从特殊意义上说来是因为“国际”的巴黎会员虽然在公社委员会中只占少数，却都是公社的最自觉和最英勇的战士。但是，“国际”已被认为是到处滋事的怪物，成为统治阶级所不喜欢的一切事件的替罪羊，以致巴黎的起义也被说成是国际的邪恶煽动所引起的。一家巴黎警察的机关报竟然莫名其妙地出来替“国际”的“伟大领袖”开脱参加起义的罪名：这家报纸在3月19日发表了一封伪造的信件，似乎马克思曾在这封信中斥责了巴黎各支部，说它们过多地关心政治问题而对社会问题重视不够。马克思立即在《泰晤士报》上揭露这封信是“无耻的伪造”。

　　没有人比马克思更清楚地知道，巴黎公社不是“国际”“一手制造的”。但是他始终认为，公社跟“国际”有血肉不可分离的联系。当然，这只是就“国际”的纲领和章程的精神而言，因为按照纲领和章程的规定，一切争取无产阶级解放的工人运动都是“国际”

　　的组成部分。无论是在公社委员会中占多数的布郎基派，还是虽然属于“国际”却主要受蒲鲁东思想影响的少数派，马克思都不能把他们算做自己的思想上的亲密同道。虽然如此，马克思在公社时期还是在当时条件所能容许的范围内同这个少数派的人保持着密切的思想接触。但可惜有关他们之间的往来的文献保存下来的极少，而5月13日马克思写给弗兰克尔和瓦尔兰的回信却保存了下来。

　　马克思在结尾的地方指示他们要赶快行动起来，因为三天以前法德之间已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签订了最后的和约，而俾斯麦的表现也和梯也尔一样一心要想推翻公社，这尤其是因为50亿法郎的赔款要从那时起才开始支付。

　　从马克思在这封信中所表示的意见可以看出某种审慎持重的态度，而且他给公社社员所写的一切东西都无疑地带有这种性质。马克思决不是害怕对公社的事业承担全部责任，——但是他深恶痛绝一切专横独断，并且认为对于那种在当地、在事变进行中更容易看到和考虑到的东西，不应该从远处发号施令。

　　5月28日公社的最后一批保卫者也倒下了，而两天以后马克思就向总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这是出于他的手笔的最辉煌的文件之一，并且直到今天仍然是历来论述巴黎公社的全部浩瀚文献中最卓越的作品。马克思又一次在这种极端困难而又复杂的问题上，显示出了他善于透过表面上千头万绪的使人扑朔迷离的外壳，透过千百种一团混乱的自相矛盾的传闻，来眉目清楚地理出历史内核的惊人才能。在事实方面——前两部分和第四部分（即最后一部分）都是叙述事变的事实发展的——宣言也是完全忠实的，并且自那时以来还一直没有一个论断被驳倒过。

　　在往后的几年中，马克思有时甚至受到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指责，说他使“国际”为公社担负了完全不应由它担负的责任，从而使“国际”陷入危险。用他们的话来说，马克思可以保护公社，反驳那些不公正的攻击，但同时也应该极力避免跟公社的错误和失策发生干系。这就是自由派的“大政治家们”所特有的策略，但是马克思正因他是马克思，所以不能同意这种策略。他从来不自欺欺人地希望用这种办法来减少目前威胁着他的危险，从而牺牲自己事业的未来。

　　由于一古脑儿地接受了公社的全部遗产，国际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各国资产阶级报刊对“国际”的诽谤攻击是最不值得重视的。相反地，“国际”甚至因此而在某种程序和某种意义上获得了进行宣传的手段。总委员会由于公开反驳这些攻击而至少帮助公社的许多逃亡者成了总委员会的一个沉重的负担。这些逃亡者有一部分逃往比利时，一部分逃往瑞士，但是大部分都逃往伦敦。在“国际”的经济状况照例十分拮据的情况下，总委员会费了很大力气才弄到了一笔必要的款项，而且不得不一连许多个月把时间和精力花费在这方面，以致妨害了它的正常事务；而由于几乎所有各国政府都大肆攻击“国际”，这种事务正是需要特别聚精会神地来进行的。

　　但是，各国政府所发动的进攻，还不算是“国际”的一个最大的麻烦。虽然开始时这种进攻在个别大陆国家中进行得相当卖力，但是各国政府联合起来一致迫害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的企图还是暂时宣告失败了。法国政府早在1871年6月6日就在茹尔·法夫尔的一篇通告中第一个发动了这种进攻；但是这个文件是如此荒谬和虚伪，以致没有得到其他各国政府的响应，甚至没有得到一向赞助一切反对行动、特别是迫害工人阶级的行动的俾斯麦的响应；而且，俾斯麦由于德国社会民主派——不管是拉萨尔派还是爱森纳赫派——站在公社一边而从自已的夸大狂中惊醒过来。

　　最后，“国际”失去了英国工人这个支柱。分裂的表面化起始于这样一件事情：工联的两位著名领袖、从总委员会成立时起的两名委员鲁克拉夫特和奥哲尔，因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而声明退出总委员会。由此产生了一个谣传，说工联因不满“国际”站在公社一边而愤然脱离了“国际”。但是，这种说法虽然不无一点道理，却决不是主要的原因：国际同工联的分裂是有它的更为深远的根源。

　　国际和工联之间的联盟从一开始就是一桩相关利害的婚姻。双方都需要这种联盟，但是双方都不打算完全融为一体并分担对方的忧患和欢乐。马克思独具匠心地在“国际”的成立宣言和章程中为双方拟定了一个共同纲领。但是，工联虽然签署了这个纲领，却只是实际采用了其中合乎自己口味的部分。格兰威尔勋爵在他答复西班牙政府的电文中十分正确地描述了工联对“国际”的这种态度。工联的宗旨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改善劳动条件。为了达到和保证这个目的，工联也不拒绝政治斗争，但是在选择同盟者和斗争手段时，对于那些不牵涉它的直接目的的问题，它始终是完全不受任何原则性考虑的约束的。

　　马克思很快就不得不承认，工联的这种深深植根于英国无产阶级的历史和性格的刻板态度是不那么容易打破的。工联需要“国际”是为了赢得选举改革，而当这种改革已经实际，它就开始同自由党人勾勾搭搭，因为没有自由党人的帮助，它就不能指望在议会中获得席位。早在1868年马克思就曾痛骂这帮“阴谋家”，其中也提到了屡次提名自己为议员候选人的奥哲尔。

　　英国的工人领袖退出总委员会以后，马克思极其激烈地指责了他们，说他们卖身投靠了自由党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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