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32)_应天故事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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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

这种指责对他们之中的某些人说来也许是正确的，而对其他人说来就不正确了，即便把收买理解为现金交易以外的“其他形式”也是如此。　　1869年在巴塞尔曾经决定下一次代表大会在巴黎召开。但是，可尊敬的奥利维耶为了庆祝全民投票而对法国各支部进行的大逮捕，迫使总委员会在1870年7月行使赋予它的权限，把召开代表大会的地址改为美因兹。同时，总委员会向各国的联合委员会提议把总委员会会址从伦敦迁往其他国家，但是遭到了一致的拒绝。战争的爆发使美因兹代表大会也未能召开，于是各联合委员会授权总委员会根据情况决定召开下次代表大会的日期。　　但是，事件的发展使得代表大会不宜于在1871年秋天召开。可以预想，“国际”的会员在各国所受到的压迫使他们不能向大会派送足够数目的代表，而少数终于能够出席大会的国际会员一定会遭到他们的政府的报复。“国际”没有任何理由再增加自己的牺牲者的数目，因为，为了照顾巴黎公社的受难者，在人力和物力方面已经造成极度的紧张了。　　因此，总委员会决定像1865年那样先在伦敦召开一次非公开的代表会议，来人替公开的代表大会。　　出席这次代表会议的寥寥可数的代表证实了总委员会原来的担心。代表会议从9月17日开到9月23日，总共出席代表23人：比利时人6人、瑞士人2人、西班牙人1人，总委员会委员13人，其中6个委员会只有发言权。　　在外部环境不利的同时，“国际”内部冲突也更加突出，这导致了“国际”的分裂。巴黎公社失败后几乎在所有的国家都暴露出来的对总委员会的专断的不满，情况也正是如此；不管这种不满怎样过火，它却是从这样一种或多或少明确的认识出发，即像一个人不脱离自己的影响子一样，工人政党也不能脱离这些条件；换句话说，它不能听从来自国外的号令。马克思虽然在国际的章程中就已经确认政治斗争和社会斗争不可分，但是他在实践上仍然始终以具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各国的工人所共通的社会要求为出发点。　　他所以谈到政治要求，例如通过立法程序缩短工作日的要求，也只是因为这些要求是从这种社会要求产生的。关于纯政治问题，即涉及国家制度并因国家而异的那些问题，马克思在工人阶级因受到国际教育而具有比较明确的认识以前是一直绝口不谈的。怪不得他要痛斥拉萨尔，说他按照一个国家的尺寸来剪载自己的运动了。　　马克思在7月29日给库格曼的信中说：“在“国际”代表大会上（9月2日在海牙召开），将涉及到“国际”的生死存亡问题，而在我退出之前，我至少要防止那些分裂分子的阴谋得逞，因为在那里总委员会已成为日益加剧的争吵的牺牲品。”在总委员会里面根本没有巴枯宁主义倾向的代表，即或有，也是势力薄弱、不足为虑的。但是在总委员会的德国、英国和法国委员中间却吵成一团，以致不得不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解决这种无休止的争吵。马克思同总委员会的埃卡留斯和荣克之间也产生了矛盾，直到最后同埃卡留斯决裂。　　1872年9月2日至9月7日的海牙代表大会上，马克思由于德国人和法国人在61名代表中占较大比重而掌握了可靠多数。马克思的反对者攻击他人为地制造了这个多数。但是，就怀疑代表委托书的真实性这一点而论，这种攻击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代表大会花了几乎一半的时间来审查代表委托书。除了一个例外，所有的委托书都被承认是有效的。诚然，马克思早在6月就向美国写信，请求把委托书发给德国人和法国人。有些代表不得代表本国的支部，而是代表别国的支部的。马克思宣读了自己起草的报告；恩格斯提议把总委员会会址由伦敦迁往纽约获得通过；巴枯宁被开除出“国际”。　　不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怎样竭力想维持“国际”的生存，它的历史还是以海牙代表大会而告终了。他们两人曾经想尽一切办法来帮助纽约的新总委员会完成它的使命。　　在无产阶级的事业中，外交手腕总是不会有好结果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无理由地担心，他们想把总委员会迁往纽约的计划会引起德国、法国和英国工人的强烈反对。因此，他们曾尽量把这个问题搁置起来，以免过早地增加本来已经很多的导致冲突的口实。但是他们在海牙代表大会上的意外成功仍然造成了痛心的结果。原来预料的反抗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更加激烈了。在纽约的国际新总委员会也由于各种分歧而未能正常开展工作。内外交困导致了“国际”的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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