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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

　　剧中描写他丢失钱箱后那种疯狂一般的精神状态，突出地表现了他爱财如命的本性：

　　哎哟！我那可怜的钱啊，我那可怜的钱啊，我的亲爱的朋友啊！他们硬从我手里把你给抢走啦；你们被抢走，我的依靠、我的安慰、我的快乐就全没有了，我算是整个地完蛋了，我还活在世上干什么啊？没有你，我简直活不了啦。全完啦，我实在受不了啦；我要死，我死啦，我已经入土啦……

　　这段有名的独白把一个守财奴的心理刻画得入木三分。因此，当他面临金钱与爱情的抉择时，他毫不犹豫地选中了前者。

　　莫里哀在剧中通过阿巴公父子之间在经济问题和婚姻问题上的两重矛盾，看到了金钱贪欲如何泯灭了父子之爱，破坏了家庭内部的天伦关系，破坏了年轻人的爱情幸福，其结果，在资产阶级家庭中，只剩下冷酷无情的金钱关系。在欧洲文学史上，从这样的高度来揭露资产阶级拜金主义的作品，在以前还并不多见。

　　阿巴公的形象也富有时代特征。他把搜刮来的金钱埋藏起来，把掠夺来的财富放进秘密仓库。他总是装穷，竭力掩饰自己的富有，生活上吝啬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这些都表现了一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初期的资产者的特性，这就是说，贪欲和致富冲动，在他的身上，占有绝对的、统治的地位。同时，由于这个形象有着高度的概括性，阿巴公在法国，几乎成了吝啬鬼、守财奴的代名词。

　　这个剧本公演时很受观众欢迎，巴黎公众成群结队去剧场观看，整整演了一年而盛况不衰。初演的几天，布瓦洛天天到座，在剧场看得开怀大笑，逢人便说：“好戏，好戏！”300年来，《吝啬鬼》一直是莫里哀作品中最受欢迎的剧本之一。

　　与《吝啬鬼》同年创作演出的《乔治·唐丹》，讽刺了17世纪法国资产阶级的另一个特征——虚荣心。在这个资本主义刚刚兴起、封建制度已趋没落的时期，贵族阶级还有相当稳固的社会地位，资产阶级虽然有钱却没有社会地位，因此，他们跻身统治阶级的主要办法是使自己也变成贵族。买采邑、买官爵是达到这个目的的一种途径，与贵族攀亲同样是一个重要途径。有钱的资产者娶一个贵族世家的妻室，以期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坐吃山空的贵族则希望通过联姻的办法，从资产阶级那里获取财源。这种婚姻关系和资产阶级贵族化的倾向，正是当时法国的产物，也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还处于软弱状态的反映。

　　《乔治·唐丹》里的主人公就是一个娶贵族老婆的资产者。他本是一个有钱的乡下人，自以为娶一个贵族小姐就可以有贵族的头衔，成为上等人，将来自己的子女也可以改变姓氏，有贵族的身份。于是，他花了大笔的钱财，替索丹维尔男爵填补了亏空，娶了他的女儿安日丽格。结婚以后他却吃足了苦头。除了把名字加长一点，成了“德唐丹尼尔先生”以外，他什么也没有得到。联姻也没能改变原先的社会地位，他见了岳父，不能以翁婿相称，而必须叫人家“先生”、“大人”，对于妻子，连叫一声“老婆”都不许，必须称呼人家“小姐”。安日丽格看不起他的粗俗和低贱，径自与一个贵族青年私通。乔治·唐丹在一天之内连续三次捉奸，每次都被妻子倒打一耙。

　　索丹维尔夫妇也袒护自己的女儿，最后弄得他在奸夫淫妇面前下跪赔礼。乔治·唐丹终于明白，这是他高攀贵族，自作自受。为此，他反反复复地说：“这是你自己愿意的，这是你自己愿意的，乔治·唐丹，这是你心甘情愿的呀，你这叫活该，这回你算完全合适了吧，这正是你自己找的呀，活该！”

　　莫里哀通过乔治·唐丹的不幸遭遇，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社会上不同阶级联姻的实质。两个阶级各有所图，但是贵族决不会改变他们傲慢的本性，结果只能是资产阶级上当吃亏。索丹维尔夫妇把女儿嫁给乔治·唐丹，为的是换一笔金钱，填补他们入不敷出而造成的大窟窿，他们并不因乔治·唐丹成了他们的女婿就消除阶级偏见，他们对乔治说：“尽管你确实是我们的姑爷，在我们和您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区别，您应该有自知之明。”安日丽格下嫁乔治·唐丹等于是被父母出卖，但是在丈夫面前她却不肯降低自己的身份。

　　她对乔治讲：“我不是心甘情愿许给你的，是你硬拉我来的。”“我丝毫没有责任像奴隶似地服从你的意志。”乔治·唐丹当不上贵人反被带上一顶绿帽子。

　　他终于明白，贵族与自己结亲，并不是嫁给他本人，而是嫁给他的财产。

　　以上两个剧本只是莫里哀描写资产阶级的作品的代表。从这两个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对资产阶级的态度与他对贵族阶级的态度是不相同的。对于贵族阶级，他看到了这个阶级腐朽、没落的实质，对他们的揭露和讽刺毫不留情。对于资产阶级，他的嘲讽和揶揄，目的都在于开导。《乔治·唐丹》中的主人公，《伪君子》中的奥尔恭等人都不是反面形象，而是上当受骗的可笑人。剧中打击的主要目标是教会和贵族，并不是资产者。资产阶级则是以一个受害者的身份在舞台上现身说法，劝导人们对于教会和贵族要保持警觉，切不可轻信，切不可盲从。即使是对于《吝啬鬼》中的阿巴公，莫里哀在揭露金钱贪欲对于他的家庭和他本人个性的破坏作用的时候，仍然有着开导的用意。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莫里哀作为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艺术家，他具有更高的阶级自觉性。

　　从1664年到1669年，莫里哀经历了戏剧生涯里斗争最激烈、最艰苦的年月，然而在创作上却是他的黄金时期。他写出了一系列的优秀作品，无论从思想还是从艺术来讲，这些作品都达到很高的水平。

　　上述三个方面的作品可以作为代表。除此之外，他也写过其他的一些作品，从中可以看到莫里哀的敏锐的观察力、多方面的艺术才能和圆熟的戏剧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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