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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有一次当我离开巴黎外出旅行时，我被推选为欧洲合作署的活动委员会主席。这样，我就需要进行大量的社交组织工作，井需要同已经成立的准备接受和沟通马歇尔计划援助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①发生联系。当时我们搞过的一项活动，是为救济法国的小儿麻痹症患者组织一次庆祝罗斯福生日的舞会。为了寻找这类性质的慈善机关，我们作了大量调查，最后终于找到了。于是马歇尔计划部门的高级官员的夫人们，以及高级官员本人都纷纷亲自出马，同那些平时有事务往来的各界人士接触和联系，请他们捐献物品，以便义卖后充当该项救济的基金。史亚巴莱丽香水公司捐了一套服装，法国航空公司捐了两张飞机票，其他许多商业公司也都捐献了各种五花八门的东西。我们曾举行会议讨论如何办理这件事，会上一个为马歇尔计划工作的法国姑娘说，她父亲经营一个艺术品商店，他估计可能为我们搞到一件捐献品。下次开会时，我问她搞到没有，她肯定地回答说已经搞到几件。她搞到了于特里约，马蒂斯，塞贡扎克和迪菲等画家的作品。我说，“你是指复制品罢。”她说，“不，是原作。”考虑到这些作品出自这样著名的法国画家之手，价值连城，我们决定，不用义卖的办法，而改为拍卖的方式出售。

　　【①一九六〇年改名为经济合作发展组织。——译者】

　　我到警察局去领取举办这种拍卖的许可证，这是法国法律规定的手续。我走到警察总局，我惊讶地看到那里竟然有一个专门办理这种事务的拍卖办事处。我走进去问那里的职员怎样办理许可证。他给了我一张表格，要我填明组织这次拍卖的是哪些人。我就在上面写上：罗斯福诞辰舞会的主席是旅居巴黎的一位美国律师，他名叫安布罗斯·钱伯斯，我是副主席。这位职员出去了几分钟，当他回来的时候，他告诉我说，在我八岁的时候，我曾因骑一辆没有挂车子牌照的自行车被拘留过。

　　这种发生在十八年以前的事情，经过德国的占领和重新解放等事件之后，在法国的档案里竟然还保存着有关资料，实在使我惊讶万分。他还告诉我，钱伯斯先生的妻子在结婚前，曾同一个法国警察发生过争吵，还用她的手提包打过那个警察。我不能不承认法国人收集和保存这些资料的本领，确实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这位职员把许可证给了我，而且他还是被指定来监视抽签的官方人士。我很高兴现在能够告诉大家，他当时赢得一个小的奖品，而且这绝对不是事先安排的。

　　我在巴黎同哈里曼先生一道工作的年代里，他必须经常回华盛顿去参加国会的听证会，向批准马歇尔计划基金的各个委员会作证。有一次，当我陪他完成了一次返美旅行任务后，我到华盛顿机场，准备从那里飞往纽约去搭乘飞越大西洋的飞机。在那里，哈里曼先生遇到一位他认识的年轻国会议员，名字叫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肯尼迪议员的座位在机舱后面，我的座位紧挨着哈里曼先生的位子。我看到他们两人彼此谈得非常投机，我就对肯尼迪议员说，到纽约这段路程上，他可以坐在我那个紧挨着哈里曼的位子上，我可以到后面去坐他的位子。他很愉快地同意了。这是我一生中仅有的一次机会能见到肯尼迪总统，因为在他任总统的那几年期间，我一直在国外工作。

　　马歇尔将军任美国国务卿期间，曾到巴黎出席联合国大会。因为我以前有机会和他相识，哈里曼先生就让我当他的助手和翻译。这给了我一个机会，使我能见到某些其他欧洲国家的领导人。我见过意大利的财政部长贝拉，他对恢复里拉这一货币的稳定出了大力；我还经常有机会见到比利时的保罗·亨利·斯巴克。周末，马歇尔将军经常带他的夫人去参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那时他在那里服役，是珀欣手下一名年轻的上校副官。有一个周末，我们离开巴黎，在兰斯度过了夜晚。

　　当时正是犹太恐怖主义者对马歇尔将军大肆威吓的时候，所以，我和他的行政助理卡特将军——他是我在里约热内卢时就认识的——以及他的副官陆军少校乔治工人都轮流荷枪实弹地守卫在马歇尔将军的门外。那天晚上，我们在兰斯的一家饭店吃了饭，我们谁都没有要酒喝。马歇尔将军在屋子里被许多人认了出来，突然间有一个满脸胡子的法国人走了过来，把一瓶香槟酒放在我们的桌子上，用厌恶的表情看着我们正在喝的水，并用英语说：“各位先生，水会泡烂你们的靴子，请收下这瓶酒和我的祝贺罢。”马歇尔将军非常高兴，因为这是一瓶优质的老牌香槟酒。

　　第二天我们驱车前往法国东部的梅斯。当我们的车从西面靠近这个城市时，马歇尔将军说：“靠近这条路右边的拐弯处有一些一八七〇年战后竖立起来的纪念碑。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里有一座为第十七勃兰登堡步兵团建立的纪念碑。”事过三十年他还能记得这么清楚，我非常惊讶。车开到那里，我们看到公路右边果然有一座纪念一八七〇年第十七勃兰登堡步兵团功绩的褐色石碑。我们在梅斯停留了一些时候就去南希。我们在南希的格兰德饭店登记住宿时，接待处一位妇女抽出该旅馆一九一八年的登记簿，并指给马歇尔将军看三十年前他和妇欣将军在这个旅馆一起登记住宿时的签名。在南希期间（由于马歇尔将军没有公开他的身份，所以，省长只把自已的名片日在旅馆，而没有争取见马歇尔将军），马歇尔将军要我到附近的龚德尔古尔城去了解一个名叫茹阿特的太太是否还活着。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个月里，他曾借住在她家里，他当时是一名上校。

　　我走访了当地的警察局并查明茹阿特太太还健在，而且头脑清楚，不过已经九十多岁了。第二天，我陪同马歇尔将军和夫人乘车前往龚德尔古尔。我们把车停在茹阿特太太家门前，我一个人走上楼去按门铃。一位年迈的老太太出来开了门。我问道：“您就是茹阿特太太吗？”她说：“是的，我就是。”接着她看了看我说道：“哎哟，我的上帝，他来了，是吗？”她已经在广播里听到关于马歇尔将军已来到这个地区的消息，但是她简直不能相信他会来看望她。后来，我下楼去请马歇尔将军及其夫人。马歇尔将军来到楼上，茹阿特太太激动地吻他的双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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