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天故事汇　>　传记·回忆录　>　秘密使命　>　 上一页　　　　下一页
三

　　大多数欧洲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工业瘫痪，生产几乎完全停顿。在一个国家，即希腊，实际上还在进行着军事冲突。那时的希腊正处于共产主义邻国和希腊共产党的内外夹攻之中。希腊的内战消耗着它的精力，并使这个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恢复得很慢。一九四九年元旦，我曾同哈里曼先生一起到过雅典。他似乎有一种在假日旅行的嗜好。无论在感恩节，还是七月四日国庆节，或者元旦，我们几乎总是陪他在某个地方旅行。他是一个不知疲倦和富有献身精神的人。他满腔热情地致力于同我们友好的欧洲国家的自由、统一和复兴事业。

　　有一次，我们乘飞机去雅典，到那里正遇到一个非常尴尬的时刻。就在我们到达前不久，希腊内务部长在雅典城里的闹市区被人暗杀了。因此，为我们采取了严密的安全措施。这时，自天在雅典城外走动需有警卫随同，夜晚则根本不能出城。希腊的许多领导人不会讲英语，但会讲法语，因此，当哈里曼先生同他们进行会谈时，我就可以对他有所帮助。

　　在希腊，经济问题不是压倒一切的紧迫问题。紧迫的问题是，得到外国支援的共产党游击队在全国各地进行袭击，以及政府为对付这种袭击所需要的军事援助。对此，杜鲁门先生总是采取非常慷慨的态度，不仅运去了军事装备，而且还派了一批美国军官去援助希腊军队，抵御该国遭到的咄咄逼人的威胁。哈里曼先生同希腊经济协调部长斯蒂法诺斯·斯蒂法诺波罗斯先生会谈时，我替他当翻译。会谈结束后，斯蒂法诺波罗斯先生约我到离雅典城不远的普西希霍的彭泰利康饭店去见他，我同意了。

　　当时，我和另一位执行马歇尔计划的同事住一个房间，他的名字叫格伦·穆尔豪斯。就在我即将出门应斯蒂法诺波罗斯先生之约，共进午餐之前一刹那，我突然想起一个美国新闻记者在萨洛尼卡被人谋杀的案件，人们发现他的尸体在海湾上漂浮，脑袋后面还有一个子弹穿过的窟窿。于是我就问起一个念头：这次邀请，也可能是某种圈套。我有一枝手枪，我决定随身带着它，这样，如果我去的话，至少不至于象一只面对屠刀的绵羊那样任人摆布。我在床上把手枪拆卸开来，擦干净。然后把它重新装起来，可是，装到最后一道工序，也就是把枪管塞进手枪里边去时，我想不起来怎么装了。因为发现时间不早了，我就越来越着急，拼命想把它安装好。

　　最后我知道已来不及把它装好，因为这时响起了敲门声，一个柔和的声音说：“我是乔治尤斯·达斯卡拉基斯。我是来接你出去的。”我对同屋的伙伴说：“仔细瞧瞧这个家伙。我们也许只能从他那里知道个究竟。”说完这句话，我就把还没有装好的手枪塞在枕头底下。达斯卡拉基斯先生把我带到楼下，我上了一辆旅行汽车，坐在司机旁边的座位上。后面坐着两名士兵，在我们驶出城外进入郊区后，我随时准备着一支手枪的枪口凉嗖嗖地抵着我的脖颈。但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我走进彭泰利康饭店，同斯蒂法诺波罗斯先生一起喝茶并进行了长谈。他的真正意图是要我使哈里曼先生理解这样的事实：希腊是马歇尔计划国家中处境最困难的一个国家，事实上战斗正在希腊土地上进行，广大地区被控制在共产党游击队手里，因此，形势比其他国家紧迫。所以，在取得援助方面，希腊应该比其它国家享有更大的优先权，因为其他国家并不存在类似的情况。我离开这个饭店刚几分钟，就想起来怎样装好那枚手枪的最后一道工序，但已经无济于事，因为手枪在我房间里的枕头底下。

　　当我回到寓所时，穆尔豪斯告诉我，旅店的女仆曾进来整理床铺，他指着我的床叫她先整理。当时，希腊正实行戒严令，照理，谁要是拥有武器，就要判处死刑。这位女仆已经走到我的床边，正掀开枕头准备收拾时，看到了手枪，她发出一声尖叫就飞快地跑了，再也没有回来收拾床铺。这件事现在听起来也许有点可笑，但在当时，情况就是如此，也就是说情况很棘手也很困难，因此，女仆显得那样激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哈里曼先生在希腊逗留期间，总有一批警卫或侦探跟随着他，所以，当他到机场准备乘飞机离开希腊时，他转过头向我小声说：“借我点钱给巡警。”我断定他这样说没有贬意。这是他想起来形容警务人员的第一个词。我问：“你要多少？”他哦了一声说：“不知道，给我五十万德拉克马①吧。”这在当时折合美金一百五十元。我必须说，不管是什么钱，能借给哈里曼先生五十万元，我感到莫大的荣幸。后来，他把这笔钱还给了我。

　　【①希腊币名。——译者】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上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