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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他是一个具有远见并能用历史眼光观察问题的人，像他这样的领导人，意大利再也没有出现过。后来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也参加了会谈。加斯贝利回想起我以前曾陪同哈里曼先生拜访过他，他记得我当时佩戴一枚有皇冠图样的意大利勋章。这是国王翁伯托二世赐给我的。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奎里纳尔宫拜会了卢伊季·埃伊瑙迪总统。然后，他与国防部长朗多尔福·帕奇纳迪一起吃午饭。意大利人对于他们能参加联盟，感到高兴，并非常乐意为联盟提供帮助。德·加斯贝利是欧洲团结和共同防御的强有力的支持者。

　　第二天上午，我们飞往卢森堡，这是联盟中最小的成员国。因为那里法语也很通行，所以我陪同艾森豪威尔将军拜访了女大公夏绿蒂、首相皮埃尔·杜邦和外交大臣约瑟夫·贝什。贝什担任外交大臣时间之长，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卢森堡武装部队的规模不大，这个美丽的小国根本不存在什么问题。

　　后来我们飞往德国。当我们乘坐吉普车在达姆施塔特附近沿着乡间公路行驶的时候，两个德国男孩兴奋地指着将军。停车厉，我用德语问他们是否认识他。他们笑着说认识。艾森豪威尔同我们在德国的许多指挥官讲过话，了解他们的看法。当时德国还不是一个完全的主权国家，仍然是一个被占领国。

　　次日，我们飞回巴黎。我陪同艾森豪威尔将军察看了几处可供建筑新司令部的地点。最后他选中了位于罗康库尔的那一处。该处是属于法国总统的，欧里奥尔先生马上给让了出来。艾森豪威尔将军继续同法国人磋商，并向他们转达了他访问各国时感到的良好的合作精神。一月二十四日下午，他在阿斯托里亚旅馆向他为数不多的工作人员讲了话。在新的司令部大楼竣工前，这里是临时的司令部所在地。

　　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我们飞往冰岛的首都雷克雅未克。这是联盟中唯一没有武装部队的国家。我们在呼啸的暴风雪中在凯夫拉维克机场着陆。由于我对冰岛语一无所知，因此在将军同冰岛政府进行简短会谈期间，我一直留在飞机上。还有一位无拘无束、爱说俏皮话的年轻少校也同我们在一起，他发现那些穿风雪大衣的地勤人员中，大部分是美国人。随着夜幕的降临，风雪席卷机场。我想，要是再加上一群狼，这幅可怕的画面就完整无缺了。年轻的少校从开着的机舱门口向外望去，看见一个人正在保养飞机。他对那个人说：“嗨，伙计，你怎么被送到这鬼地方来？”

　　那个人严肃地瞅着他，慢条斯理地说，“我生在这里，我是冰岛人。这儿可不是鬼地方。”我们把年轻少校拉国舱内，让他坐在那里，直到艾森豪威尔将军回来。随后我们向渥太华飞去。飞越格陵兰上空时，天气晴朗，巨大的冰帽的景色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我们在拉布拉多一个名叫熊肠的地方着陆。这个地名令人难忘。我们抵达渥太华时，受到加拿大高级官员的欢迎。我们在劳里埃旅馆下榻。艾森豪威尔将军为了强调他职务的国际性质总不愿意在美国大使馆住。同加拿大人的会谈进行得十分顺利，他们了解艾森豪威尔，喜欢他，也信任他。

　　一月二十七日，艾森豪威尔将军结束了他旋风式的十三国之行，回到纽约西点军校。他将在那里度过周末，起草给杜鲁门总统的报告。我们在迷眼的暴风雪中在斯图尔特训练基地降落。当飞机倾斜飞行对准跑道时，我感到飞机在侧滑，并一闪念想到飞机将会撞毁。我的兄弟文森特当时正在地面上看着飞机，他后来告诉我，他也曾有同感。后来，驾驶员比尔·德雷珀拨正了飞机，使它安全降落。我在纽约辞别艾森豪威尔将军，回到华盛顿。每访问完一个地方，我就在飞机上向机上的两名准尉速记宫详细口述我们的谈话内容。因此在旅行结束时我就没有积压的备忘录要写了。虽然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某些会谈不是由我翻译，但是只要我在场，我总是替他把谈话内容记录下来。

　　后来我又回到哈里曼先生手下工作，没有几天他就告诉我说，艾森豪威尔将军已请求杜鲁门总统委派我到巴黎欧洲最高司令部工作。我回到华盛顿才六个月，我很喜欢和哈里曼先生一起工作，也不急于离开他。但是哈里曼告诉我，杜鲁门总统曾对艾森豪威尔将军说，为了完成这项使命，他想要谁就可以得到谁。我自己是无法选择的，要嘛乖乖地跟着走，要嘛闹上一番，最后照样被拉走。第一种选择更合情理。哈里曼先生还发现，我在旅途中很爱玩桥牌。我和道格·麦克阿瑟为一方，对手是两位桥牌能手艾森豪威尔将军和格仑瑟将军。我和麦克阿瑟同他们对阵时打得不好，因而哈里曼先生给了我几本戈论写的关于桥牌的书，希望这些书对我有所帮助。后来两位将军再也不找我打桥牌了，显然他们感到我打桥牌的本领不能同我对语言的精通程度相比。

　　就这样，我为马歇尔计划工作后回国还不到半年，便又踏上了重返欧洲的征途，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新司令部去就职了。

　　二月二十二日，艾森豪威尔将军和夫人乘船去瑟堡，因为艾森豪威尔夫人一向不爱坐飞机。艾森豪威尔将军立即开始工作，着手筹建司令部和组织盟军的指挥机构。最重要的是，他把自己那种能感染人的热情和信心灌注到了欧洲最高司令部的每个工作人员身上。我多次陪同他拜访法国的军政要员。我还跟他一起去看过法国政府提供给他的位于马恩拉科凯特村的房子。这个小村庄离罗康库尔的司令部不远。事情进展得很快，一九五一年四月二日，艾森豪威尔将军发布了关于建立欧洲最高司令部第一号命令。

　　艾森豪威尔将军为加速司令部大楼和附属的服务设施用房的建筑，几乎不间断地同法国人保持联系。他对军衔相同但国籍不同的军官所得薪金相差悬殊这一点很吃惊。这就是意味着他们的生活水准大不相同。在一个一体化的司令部里，这肯定会引起问题。因此他说服法国人修建了大家知道的欧洲最高司令部村这一住宅区。这里的住房按军衔高低和家庭人口多少进行分配，房租比较便宜，这在某种程度上为消除薪金不均状况迈出了一大步，也使不同国籍的军官能够亲密无间地生活在一起，从而增进了友谊和了解。

　　我被分配在“各国军事代表执行官”办公室工作。在欧洲最高司令部工作的军官是以工作人员的身份，不是以国家或军种的代表身份出现的。代表国家或军种的有关工作由类似军事使团这种机构承担。各国军事代表们要解决与他们各自国家的特殊利益有关的问题时，通过我们办公室同最高司令接触。各国军事代表执行官是安东尼·德·比德尔上校。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在伦敦的各国流亡政府的大使。他的这段经历是非常宝贵的。他个人的巨大魅力为我们同各国代表打交道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我每天在那个部门工作，但不用说，当最高司令接见外国来访者需要我时，那就是我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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