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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


  有一次,我先行前往德国,去为他视察法国驻德部队作准备。一天清早,法国人告诉我,杜鲁门总统已经免除麦克阿瑟将军的职务。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自从我参加威克岛会晤后,我一直预感到可能发生这一情况。艾森豪威尔将军是从法兰克福前来视察阿尔及利亚第三步兵师的,我想他一定已经听到这个消息了,因而没有对他提起这件事。我们观看了法国部队的进攻演习。休息时,随同他来的记者和摄影师围了上来。站在前面的一名摄影师把像机对准将军,然后说:“准备好了,向他提问吧。”后面的一名记者便问,“将军,杜鲁门总统已经以不服从领导为由撤了麦克阿瑟的职。您有何看法?”

  艾森豪威尔大吃一惊,他还不知道这个消息。记者抢了个镜头,那张照片在当年得了奖。在我同他乘车回法国司令部的路上,他对我说,“你知道,当你穿军装的时候,你必须对自己有所约束。麦克阿瑟可能忘记了这一点。”当然我知道,他们之间深厚的友谊不会因此丧失,因为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菲律宾时,艾森豪威尔就在麦克阿瑟手下工作过。据传,麦克阿瑟那时曾说过,艾森豪威尔是他手下最好的办事员。艾森豪威尔曾经提到,他在麦克阿瑟手下学过业余演剧活动。

  三月初,我随同艾森豪威尔将军前往希腊和土耳其,这两个国家当时都是刚加入北约组织。他在土耳其受到热情的接待。我们同土耳其人谈得很好,解决了由于土耳其不愿由意大利人当司令官以及由于对希腊人的疑虑而产生的微妙的指挥权问题,至少暂时是解决了。我们从安卡拉飞到伊斯坦布尔,在那里游览了几个小时。我们走进清真寺时,艾森豪威尔指着门框上的题词问是什么意思。一位年长的土耳其将军回答道,“题词说:‘你要祈求真主恩赐,自己先要作出努力’。”艾森豪威尔将军非常欣赏这条忠告。

  我们接着飞往萨洛尼卡视察希腊第三军团,然后继续前往雅典。我陪同艾森豪威尔将军去希腊军事学院进午餐,他在那里向学员讲了话。当晚我们去皇宫参加国王保罗和王后弗雷德里卡举行的晚宴。晚宴前,国王保罗授予艾森豪威尔将军和他的参谋长格仑瑟将军高级希腊勋章。我坐在国王的叔父九十岁高龄的尼古拉斯亲王旁边。他嘟嘟囔囔地抱怨说:“真可笑,把勋章授给那些已经有了很多勋章的老将军们,他们应该把勋章授给象你这样的年青人嘛。”我对这种想法深以为然。

  在回巴黎的路上,我们在意大利停了一下,去拜访国防部长帕查尔蒂。他坚持要由意大利的司令官指挥希腊和土耳其的部队,但希腊和土耳其都曾告诉过艾森豪威尔这是办不到的。在会谈中,艾森豪威尔好象突然误解了由我翻译的帕查尔蒂刚说过的某些话,他满脸通红并愤怒地拍着桌子。帕查尔蒂几次软弱无力地试图说明他误会了,但后来还是让了步,同意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希腊和土耳其的部队由美国司令官指挥。我极为沮丧,因为在帕查尔蒂看来,是我误译了他的话才使艾森豪威尔勃然大怒的。我想我作为一个语言学家的声誉在意大利算是彻底完蛋了。关于指挥权的问题得到解决后,我们回到那不勒斯机场,动身去巴黎。我正闷闷不乐地坐在前舱,艾森豪威尔将军走上前来拍拍我的肩膀说:“迪克,如果说有时我似乎误解了你的话,那是因为我想借机发一顿脾气。”他笑了一下,接着说:“这是管用的”。这使我好受多了,但我仍然担心着我在意大利的声誉。

  在这一期间,要求艾森豪威尔将军回美国争取当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压力越来越大,前来巴黎给他做工作的政客络绎不绝。起初他并不表态。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名单揭晓那一天,我已随他飞往德国。我想不起来是由于什么原因,在返回巴黎时,飞机上只有我们俩人。那天从早到晚,人们不断地把初选的部分结果、最后把全部结果报送给我。我知道,从理论上讲他可能对初选结果不感兴趣。在口家的路上我终于对他说,“将军,你可能对此不感兴趣,但其他人却感兴趣。今天一整天,有人不断地把新罕布什尔州初选的消息报给我。现在我已得到最后的结果,就在这里。”

  他咧嘴一笑,看了看材料,然后对我说:“唉,对任何一个美国人来说,如果很多同胞对他感到满意,而他自己却不这样认为,那他就会被看作是个奇怪的家伙。”在初选中他没有参加竞选提名,竟然轻易地一举获胜。我个人从不怀疑他是会参加竞选的。一个人在人类活动的某一方面取得非凡的成就时,通常希望在别的方面也取得成功。

  他最后决定宣布他将回美国参加竞选。这个决定将在欧洲最高司令部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到了预定的那一天,大批记者从世界各地云集巴黎,等待艾克的公共关系办公室主任巴克·拉纳姆将军宣布将军的意向。这项宣布将由我翻译成法文,那是盟军的另一种官方语言。预定的宣布时间已到,拉纳姆将军却没有露面。其实他当时正在旁边的一间房子里急得满身大汗。他上完厕所后裤子的拉链拉不上了。时间越来越紧,只得作出紧急决定:让拉纳姆将军穿着裤子,把拉链遮布缝上。在几位上校的陪伴下,一位女秘书及时缝了几针。一场危机终于避免了。

  在宣布参加竞选前的几个月里,我们不得不照顾大量的国会议员。有时候,他们为了占一些“小便宜”,却给我们带来十分严重的麻烦。一天晚上,我不得不帮助把一位喝得烂醉的议员护送回皇家蒙梭饭店去。另有一位议员告诉我,他在一家夜总会里丢失了钱包和护照,如果我能替他找回,他将不胜感激。我到了那家夜总会,他们告诉我,他是和一个年青女人一起离开那儿的。我几经周折,总算找到了那个女人。她承认他找过她,但不承认他留下了护照或钱包。我解释说,我对钱不大感兴趣,但很关心那个护照和钱包里的文件。我告诉她,我在巴黎警察局里有好朋友,并要她再去卧室找一找。

  几分钟以后,她回来了,笑着说:“你知道吗,在那儿呢!”她把钱包和护照递给我。我发现钱包里只有十元钱。那位议员这一夜的代价太昂贵了。他向我道了谢,但没有问我是如何找到的。另一位议员在旧货市场上买了一盏大型水晶吊灯,吩咐我把它弄回美国。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挂在我车篷顶架的钩子上,车开到奥利机场后,我偷偷地把它放进了议员们乘坐的“星座号”军用飞机。我把它挂在机舱顶的一个钩子上就走了。那位议员后来从美国写信来感谢我。他说我一定很想知道那盏吊灯是否已经安全运抵华盛顿。它已经安全运到了。

  艾森豪威尔在欧洲最高司令部任职期间,作过多次努力,想和戴高乐将军会面。戴高乐将军那时处于政府的反对派地位。他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支持是不冷不热的。很多人认为,如果能使他和艾森豪威尔将军会面,就可能把他争取过来。然而,安排这样的会见是困难的,因为艾森豪威尔是法国政府的客人,甚至住在法国政府提供的房子里。戴高乐将军非常注意礼宾规格,他是不会到欧洲最高司令部来的。这个问题最后还是解决了,他们在颁发解放勋章的大厅共进了午餐。颁发解放勋章是戴高乐首创的。艾森豪威尔是得到这种勋章的唯一的外国人。七年以后,他们以各自国家总统的身份再次相见,我再次为他们担任翻译。

  艾森豪威尔即将离任的消息使大家感到惋惜,只是在想到盟国在白宫将有一个好朋友时,才稍感宽慰。没有人怀疑他会当选。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一日,法国总统樊尚·欧里奥为艾森豪威尔将军举行正式告别午宴。我已无法记起他们谈了些什么,但我仍然记得酒菜味道极美。五月二十九日,欧洲最高司令部的军官们为他们的即将离任的统帅举行了一次场面感人的晚宴。三十日,艾森豪威尔将军向一位有丰富经验的、受人尊敬的军人——他的继任者马修·李奇微正式移交工作。当艾克离开他在马恩拉科凯特的别墅时,一个儿童合唱队高唱着《美好的往日》,在场的人无不热泪盈眶。

  其他都已成为往事了。艾森豪威尔胜利地当选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欧洲最高司令部伟大的远征时代的结束。我为能在这段时间里与艾森豪威尔紧密相随而感到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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