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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

　　§五、摩萨台与哈里曼的故事

　　——解决石油问题未成

　　在一九五一年，伊朗首相阿里·拉兹马拉被具有宗教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刺死之后，伊朗国王任命穆罕默德·摩萨台为首相，他是一个很有钱的大地主和伊朗民族主义者。他年逾七十，可是他在伊朗的议会里堪称是出色的演员，常常能要哭就哭，要昏倒就昏倒。许多伊朗人认为，这足以表明他是感情丰富的和为人真实。伊朗的议会中的右翼和左翼议员联合在一起，拥戴这位容易激动而又脆弱的老人，于是他很快就开始勇敢地采取行动来对付英伊石油公司了。这家公司自一九一一年以来就控制了大部分伊朗的石油工业，包括钻探、生产，并在波斯湾沿岸的阿巴丹建有巨大的炼油厂。

　　当时丘吉尔任英国海军大臣，他很明白石油将迅速取代煤作为军舰的燃料，并想为英国获取足够的石油供应，因而他鼓励英国对伊朗石油进行巨额投资。他选择的工具——英伊石油公司，成为石油世界最大的能源基地。尽管名字叫“英伊”，它还在别的地方开发石油，并在世界各地设有炼油和供销网。伊朗人认为英伊石油公司购买石油的价格是不公平的，而它获得的偌大赢利是不能容忍的，因而燃起了一股民族主义的热潮，而摩萨台正处在这个热潮的顶峰，他便着手进行英伊石油公司的国有化并取消该公司的租让权。他的一些动议使他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戴，而在英国人看来，这对他们的至为重大的利益是个致命的威胁，他们出售石油获取很大的好处。显然，伊朗人当时没有钱支付他们打算国有化的产业，况且他们并不真想这样干。他们只是觉得英伊石油公司已从投资中掠取过多的利润了。

　　当摩萨台向英国石油利益进攻时，反英情绪席卷伊朗，他们仍痛恨在二次大战中英苏联合占领伊朗和废黜现任国王的父亲。英国人与伊朗人双方的争论日益激烈，当伊朗人占领阿巴丹炼油厂时，英国人开始考虑用武力保卫他们的利益。他们驻在塞浦路斯的第十六伞兵队有可能在那个地区采取行动。英伊可能发生的冲突以及可能带来的后果，包括苏联在其边境上可能作出的反应，这种前景是很不妙的。美国对它这两个朋友之间的不可开交的吵闹感到很沮丧，杜鲁门总统吁请双方避免冲突，便指派解决纠纷的老手艾夫里尔·哈里曼特使作为调解人，看看能不能寻到使争吵双方都会接受的妥协的办法。

　　哈里曼先生过去是租借法案的促进者，曾任驻苏和驻英大使、商业部长、马歇尔计划驻欧负责人，具有丰富的经验、老练的外交手腕和胆略，由他来担任这一棘手的使命，人们认为是异常合适的。我曾在波哥大艰苦环境中与他一起工作过，后来在执行马歇尔计划过程中以及在华盛顿共事过。他知道摩萨台曾在瑞士念过书，他的法文也是相当不错的，因而打算用法文与摩萨合谈判。他决定带我去完成这次使命。在杜鲁门的空军副官罗伯特·兰德里将军陪同下，哈里曼在赴伊朗的途中先在巴黎逗留一下。当时我被指派在设于法国首都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总部工作。我去会见摩萨台的使命就要开始了。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四日早晨，我在巴黎爱丽舍宫观礼台上观看法国国庆节的游行队伍。我在观礼台上的座位是作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最高司令的助手身份安排的，我对此甚为满意。这次游行令人难忘的原因有几个，但有一个至今记忆犹新。

　　规模巨大的游行的最后一项内容是直升飞机向共和国总统致敬。首先，许多步兵列队前进，接受检阅；接着一排排装甲车隆隆而过，然后是骑着马的共和国卫兵。高度机械化的部队往往在地面上留下某些痕迹。当直升飞机在离爱丽舍宫上空一百英尺的高度向下降落的时候，骄阳炙人。当飞机到达总统观礼台前时，它开始慢慢地着陆，它的水平旋翼喷射出一股小小的但是很浓的褐色烟雾，向总统和外交使团的观礼台扑来。我永远记得这样的情景：法国的总统使劲弯下腰去，紧紧握住他的荣誉军团的宽大的绶带，同时驱散他眼睛、鼻子和嘴前面的烟雾，因为这种突如其来的烟雾实在呛人。

　　游行结束后，我回到家里，，我母亲告诉我，哈里曼先生来过电话，要我立刻回电找他。我在报纸上看到，他受杜鲁门总统的委托已启程赴伊朗，调解由于伊朗将英伊石油公司收归国有而引起的英伊争端。我就打电话给他，两人互相寒暄一番之后，他就说：“我们将于今晚九时动身。”我祝他一路顺风和调解成功。对此，他立即回答说：“我说的‘我们’动身是包括你在内的。我已经跟艾森豪威尔将军谈过，他同意让你跟我一起去。摩萨台博士会讲法语，我要找一位翻译，以便直接与摩萨合谈判，所以你也得去伊朗。”我指出现在是星期六（七月十四日）下午，在巴黎的伊朗大使馆一般是休息的。他认为要得到进入伊朗的签证是我的事而不是他的事。于是他问道：“在我来之前，你有没有去搞签证？”我回答说：“没有。”我认为如果我事先这样去办是有些僭越的。他说：“好吧，不管怎样，别搞迟了，不要误了班机。我不想在这里等候了。”

　　我立刻打电话给我的老朋友艾格尼丝·施奈德，她多年来一直在美国驻法大使馆负责签证课的事务。她说，她去想想办法看。仅仅一刻钟之后，她口电话来说，她已经接洽好了，有一位伊朗使馆人员将为我们开馆，并给我一份签证。我得到签证后，即在晚上九点以前赶到机场。哈里曼先生又重复对我说，摩萨台会讲法语，有我在场，他可以同这位伊朗首相非常直捷了当地和秘密地谈。他说摩萨台一向喜欢严守秘密，对他自己的许多随从人员都不放心。

　　我会见了我们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兰德里将军，他是杜鲁门先生的空军副官，负责杜鲁门先生的安全；沃尔特·莱维，是一位杰出的无党派人士的石油专家；还有比尔·朗特里，是国务院的外交官和中东问题专家。后来他先后出任驻巴基斯坦和巴西的大使。九时，我们从奥利机场起飞。飞机沿着罗纳山谷向南飞，躲过雷达荧光屏上所显示的一场可怕的暴风雨。我是第一次到伊朗去。飞机越过马赛后，我睡熟了。

　　在进早餐时，我醒了。我得知我们就快到巴格达了。我一跃而起，走到窗口边上，可是在二千英尺的高度，下面什么都看不清，眼前一片夏日炎炎的灼光。不久，我们在德黑兰上空盘旋，它的上面高高耸立着德马文德山的匀称的山峰，给人很深的印象。在一万八千英尺的高处，永远覆盖着皑皑白雪。在麦赫拉巴德机场，我们受到美国驻伊大使格雷迪博士、英国驻伊大使弗朗西斯·谢泼德男爵和伊朗高级官员的欢迎。我们首先驱车到国王的王宫去，在宾客簿上签名。我们又步行到对面国王母亲的王宫去，在另一本宾客簿上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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