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使命(22)_沃尔特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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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最后，他告诉法国总理，说他患了支气管炎。拉尼埃尔说：“可是，我一定要参加会议，否则大家会认为这是一场外交病。”莫兰勋爵向他保证，他将以医生身份向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讲清楚，拉尼埃尔确实是生了病。拉尼埃尔说，尽管莫兰勋爵提出这样的建议，他仍然认为应参加下次会议，他不能够躺在床上。莫兰勋爵对他说：“总理，如果你参加下次会议，我敢肯定你要转为肺炎。”这话使得拉尼埃尔多少理智了一些。最后，他说：“这样吧，如果你答应让我参加明天的会议，今天我就不去了。”莫兰勋爵看着他笑起来了，说：“总理，治病与搞政治一样，都是难以预言的。你应该卧床休息。你如果过早起床，会转成肺炎的。你应该把代表团交给外交部长皮杜尔先生去管。我将向英美两国领导人说清楚这不是什么外交病，是由于我一再坚持，你才卧床休息的。” 　　在这段插曲发生之前不久，有一次，我正与拉尼埃尔总理在旅馆门厅里聊天，丘吉尔走了过来。我知道他会讲点法语，便抽身离开了。他同拉尼埃尔只讲了几句话，就招呼我回去替他翻译。对他来说，讲法语实在太费劲了。突然间，丘吉尔停了话头，看了我一会儿，说道：“你以前给我翻译过，那是在什么地方？”我回答说：“首相，那是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五日您在意大利的瓦达向巴西军队讲话的时候。”他说：“对啦，是那么回事。那么，你还会讲葡萄牙语罗。”我说：“是的，首相，我会讲葡萄牙语。”他顺手递给我一个装着雪茄烟的大盒子。我不会抽烟，所以一口谢绝了。不过后来，我一直为当时未拿一支雪茄烟留作纪念而懊悔不已。　　由于莫兰勋爵的规劝，拉尼埃尔一直卧床休息。会议的后一阶段，外交部长乔治·皮杜尔实际上成了法国代表团的团长。皮杜尔是一位杰出的法国政治家，自一九四四年巴黎解放以来，他一直任内阁阁员，大部分时间任外交部长，也担任过其他职务，并且当过总理。大战期间，他接替因落入德国人之手而自杀的让·莫林，在被占领的法国担任全国抵抗委员会主席。他是法国国内抵抗力量的最高官员，在国内一直坚持到解放，盟军开进巴黎那一天他才公开露面。　　在一次会议上，皮杜尔颇为热切地恳求英国和美国援助法国，反对印度支那的共产主义。他讲完之后，丘吉尔相当生硬地回答说：印度支那基本上是法国的事，法国应当自己解决。他说话时激昂的语气颇使我愕然，因为丘吉尔并不是反对殖民主义的人。丘吉尔快讲完话的时候，忽然意识到刚才对皮杜尔讲得太尖锐了，于是，他以郑重其事的口气说：“我说这些话是因为四十年来我一直站在我们的法国同志一边，支持他们力求保卫祖国免遭灭顶之灾的危险。请诸位永远不要忘记，今天坐在我们中间的皮杜尔先生是熬过整个被占领期间的漫漫长夜的。他日日夜夜，时刻都有丧生的危险。当《马赛曲》歌词中所说的光荣日子破晓之时，他在凯旋门下等待我们。他因此赢得了整个自由世界永久的感激之情。” 　　丘吉尔结束讲话时，声音哽咽，在房间里的人听了都深受感动。皮杜尔双手捂着脸。艾森豪威尔显然被感动了，我自己也被深深地感动了，首先是由于丘吉尔非凡的口才，其次是了解到皮杜尔先生曾是德国占领者在法国的四年内最想捕获的通缉对象。丘吉尔讲完后的片刻功夫，寂静无声。接着，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用法语说：“乔治，你听了这，席赞词以后，总得有所表示吧。”这句话固然风趣，但却破坏了当时动人的气氛。　　后来，皮杜尔以法国代表团代理团长的身份设午宴招待艾森豪威尔。这次我出了差错，这也许是我当译员期间最严重的一次差错，可以说是大出洋相。谈话中，话题忽然转到文学方面。皮杜尔指出：有些作品原著很出色，译文很拙劣，然而也有相反的情况。他用法语说：“譬如说，有的作家原著甚美，译文则很差，如莎士比亚。依我看来，若要理解亨利第四和亨利第五这些人物，你就得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可是，”他继续说道：“也有一些作品的译文很漂亮，但原著却无甚价值，如巴尔扎克。”当我把这段话译成英语时，前面都译对了，临到末尾却说错了。我用英语说：“……却无甚价值，如皮杜尔。” 　　饭桌上爆发出一阵哄笑，气氛糟透了。皮杜尔自己也禁不住笑了。我狼狈极了，尤其因为皮杜尔恰好是一位自命有文采的作家。几个星期后，我与当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最高司令格仑瑟将军在巴黎见到他，才知道他原谅了我。会见结束时，皮杜尔用法语对我说：“沃尔特斯，你还只是中校吗？”我也用法语对皮杜尔说：“谢谢，外交部长先生。我看您真的原谅了我在百慕大所犯的口误了。”其实，我从百慕大返回欧洲最高司令部的时候，这件事早已传到了格仑瑟将军的耳朵里。他曾问过我准备怎样补救法美关系。不过，为时不久，此事也就烟消云散了。后来，我曾多次见到皮杜尔先生。他十分宽宏大量，有时还幽默地提起这件往事。　　会开得并不紧张，中间有不少娱乐休息的时间。每次休息，艾森豪威尔总统都到旅馆外面去打高尔夫球，我则去游泳。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也常常和美国代表团一些下级人员到离旅馆不远的海滩去游泳。旅馆附近有一个高尔夫球场，有一条马路从球场径直穿过。路上来往汽车不多，因为百慕大不久前才允许使用汽车。路上有一座桥，桥上竖着一块相当奇怪的指示牌，上面写着：“小心打高尔夫球者及飞来飞去的高尔夫球。” 　　象大多数首脑会议一样，这次会议并没有取得什么特别的成果。然而，它毕竟为西方世界三巨头提供了碰头见面和加深彼此了解的机会。他们还讨论了经济、政治问题、殖民地问题以及采取共同立场对付苏联及其主宰世界的欲望等问题。他们在这里可以安静地、私下里讨论问题，不必象他们在各自的首都那样，整天忙于日常公务。我应该说：面对那两位盎格鲁撒克逊巨人，皮杜尔先生举止庄重，侃侃而谈，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会议一结束，我就乘飞机返回华盛顿。　　象往常一样，我在这类会议上，主要任务之一不仅是翻译，而且每晚要把我所听到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同别人的谈话尽可能详尽地整理成备忘录。这是一项大量而耗费时间的工作。在私下会谈时，我一般不做笔记，因为那样会对讲话的人有所干扰，影响他完全推心置腹地谈话。会议桌上，秘书处当然是作记录的。诚然，私下谈话时做笔记能有助于准确地翻译，但是，如果注意力集中到逐字逐句的叙述，你就会丢失不少说这些话时的感情和语气。如果你纠缠在字面上，你就可能忘记讲话人想要传达的意思和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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